总结各方面的经验，彭德怀提出在根据地边境建立关税制，实行对外统制贸易和对内贸易自由，并制定了一套原则：出入口货物对我利大者、对敌利小者课以轻税；对敌我均利者，斟酌需要及缓急，可收较重之税；对敌利大、对我利小者'则课以重税50%～100%，直到禁止入口。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保障商品所有者的财产权，取消苛捐杂税，允许自由经营。但坚决反对一切利敌行为，如走私、贩毒、套取外汇、黑市活动等。

　　彭德怀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指挥这一场对敌贸易战的指导思想：通过统制贸易，用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有效结合，组织物资去冲破敌人的封锁，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夏，彭德怀在回顾太行区5年来贸易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敌占区人民亦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群众和敌占区完全断绝来往，是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敌占区只是某一段时期为敌暂时占领，这不可能根本改变华北各地区经济的历史关系和相互依赖的历史规律。我们应当通过贸易战，有计划地组织对我有利的物资交流，维护群众的经济利益，去发动群众来反对敌人的经济掠夺，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政策。他反对关门建设和以封锁对封锁的做法，他说：这种做法造成的根据地财富的损失，比人们容易见得到的敌人“扫荡”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得多。

　　从这一经济战指导方针中，人们可以看到彭德怀一贯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压倒敌人的气概，制敌而不制于敌的积极作战精神和精细求实、机动灵活的指挥。

　　人们很难想象叱咤风云、决战疆场的彭大将军，为解决八路军的供给，建设根据地的经济，付出了多大心血。1937年秋，彭德怀往来于同蒲、正太、平汉各线，跋涉于恒山、太行山之间，他的目光就不限于战场。他留意到，民众在日寇长驱直入肆意劫掠下，将手中物资纷纷拍卖，换取现金逃难；富商大贾先将存货转至山区乡村，见政府军不断撤退，又争相抛售，因而山区物价反低于战前，而山区乡镇货源，也反较战前丰盛。及至12月彭德怀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又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分钱一斤，一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德怀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军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

　　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德怀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来收购粮棉。其后，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用。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买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出掠粮。朱、彭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特别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处的山内公路销毁。

　　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不致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以后日军回师华北，在对抗日根据地的反复“扫荡”中，不但烧毁房屋，挖掘民窖，更有计划地搜寻、破坏八路军的设备和物资，然而，山高石乱，路断草迷，已令暴敌无踪迹可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