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打汉奸和合理负担，由各部队分散进行，政策界限不清，有的习惯于打土豪，产生了过火行为，还滋长了随筹随花的不良习气。山西人本来省吃用、重积蓄，日寇劫掠、国民党政府军征索、战争破坏，使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或消耗、或损毁，群众生活水平骤降，生产情绪十分低落。根据地建立之初，整理财政以恢复民气，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大将理财，首先统一号令，严明纪律。在纷乱如麻的经济局面下，彭德怀提议并主持成立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经委员会，实行军政民费用在各战略区内的统筹统支，实行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原则，既保证军政民各费用得到适度保证，又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贯彻统筹统支，建立起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由政府统一财政收入，各种收入统归金库，未经正式手续，任何人不得随便开支。部队由供给机关成立有主要首长参加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

　　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八路军总部以杨立三为首的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

　　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而八路军的月军饷只有61万元。在国民党当局限共反共的政策下，国民政府军政部不但不增加军饷。反而时时扬言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为使部队的供给完全建立在根据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除千方百计促进根据地的农副业生产、小工业、手工业生产，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彭德怀感到，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根据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账，找到了答案。这笔账是：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约需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每人每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要50人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抗日根据地人口为3000余万。

　　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议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总数不超过全人口的3%之数。这样根据地可以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1941年末，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精兵简政的号召中采用彭德怀这一方案，要求各根据地做到总兵员不超过人口的2%，党政民工作人员不超过1%，总脱产人员不超过3%，这凝聚着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之情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负担政策上，彭德怀主持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改革田赋制。为实现合理负担，各根据地进行了田赋税收的整理。从整理田赋中，发现田赋按亩摊派，表面上似属公平，实则由地主富豪操纵，很大一部分负担，被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户身上。

　　1938年秋，敌后抗日根据地丰收在望，彭德怀决心使贫苦农民真正享受丰收果实。在秋收征赋前，他向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建议废除田赋制，改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经中央同意，在根据地内全面推行。阎锡山提出的合理负担的口号，却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得到具体实现。

　　经济战

　　华北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称之为“总力战”。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敌后军民的反封锁，敌人对全华北的经济掠夺与敌后军民的反掠夺，构成了一场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

　　斗争是从货币战、贸易战开始的。彭德怀在挂帅经济工作之初，并没有想到他要学会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