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触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彭德怀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十分混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除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以至当铺发行的票子。各类杂钞纸质低劣,有的发行人已经远走他乡,信用不保,群众不敢使用。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联银券”乘机打入市场。日寇一面用伪币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国民党中央军也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这些都严重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稳定。
为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在1939年2月又向毛泽东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的本位币。在建议中,他请求中央派遣懂行的干部来前方进行筹建工作。这一建议也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给前方派去曹菊如等人。当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发行了冀钞。
冀钞的发行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也引起根据地一些人的不了解,为什么不用法币而要自己另发行本位币?彭德怀说,这是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而决定的。因为地方本位币没有外汇,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发行地方本位币后,根据地内禁止法币流通,个人的法币可向银行兑换不受损失;而敌人不能吸收根据地的法币,我们手里的外汇就不会丧失。在根据地内只许单一的本位币流通,我们就可严格控制发行数,平稳物价;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利贷款,以扶植根据地的经济。
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的经济看,发行本位币是成功之举,也是形势必需。经过多方研究,彭德怀提出,把冀钞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3元之数。1942年后,敌人展开疯狂的粮食掠夺,彭德怀又提出统制粮食,使粮食这一农村中的主要商品、战争中的主要物资,成为冀钞的有力准备,巩固了冀钞的币值,形成了独特的以粮食为本位的币制,使冀钞长期保持稳定。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他区所不及。冀南币币值亦高。太行山物价上涨指数,始终低于货币发行上涨指数,与国民党政府区和敌占区物价的飞腾,适成鲜明的对照。
日军在华北占领着城市和交通线,掌握着工业生产技术条件。八路军控制了广大农村,掌握着物产资源。根据地为军需民用,不能不设法到敌占区城市去采购必需的工业品,农村土产也要运到城市市场去销售获得资金。但敌人自从速战速决美梦破灭,就转而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加强了对华北的开发性掠夺,以后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厉行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内工业品价格暴涨,敌占区可以用少量工业品换取山区廉价的土产。敌人还利用群众怕“扫荡”损失物资的心理,在收获期间,压价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损害根据地的资源。敌我之间,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持久的贸易战。
早在1938年秋,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专署和戎子和领导的第五行政专署,首先设立了贸易统制局,征收出入口税,公布禁止出入口的物资,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肯定了三、五专署的做法。但他认为,对统制贸易的认识不能简单化,不能把统制理解为关闭政策——只要敌人要的就不许出,抗战不需要的就不许入。这样做,断绝了华北地区间传统的资源与市场,会严重损害人民的生计。他举例说,过去曾因蛋清、蛋黄是工业原料,就不许出口,结果打击了群众的养鸡业;有的地方怕生铁被敌人吞并而忽视铁业生产,又使河北平原和西北各省民用铁器缺乏,等等。这都是要重新考虑的做法。
在根据地内,曾以合作社经济取代传统商业,来收购土产与城市进行交换,经过一段实践,这种做法也出现了问题:排斥商人活动,本意是要减少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结果合作社成了官办,不能深入山区村户组织土产出口,进口的货物也多系机关部队的需要,反而助长了走私活动,苦了农民;走私活动还助长了奢侈品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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