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１月８日早晨，我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民航总局的副局长张瑞霭，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江明，还有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机场，正在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我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我们立即回城。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的心头像被重器捶击，沉痛万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这么突然离去。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我则更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３１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站岗，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１９７５年的１２月２０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１９７６年１月２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了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Ｗｕ……Ｗｕ……Ｗｕ……"但究竟是"Ｗｕ"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Ｗｕ"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Ｗｕ。"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我。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３０５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叫上司机小王，乘车赶到了３０５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我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在两点左右。"赶紧去见总理吧。"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我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