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是全军统一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用语，是权威性、法规性的工具书，目前已发行了5个版本（1951年版、1956年版、1972年版、1982年版、1997年版），前两个版本都是在刘伯承元帅亲自领导下完成的。

　　刘伯承是善于带兵作战、研究军事理论的典型军人。早在刘伯承担任川军第2混成旅团长时，一天，团队野外演习完毕返回途中，刘伯承对中校副团长韩德勤说：“开进就是向敌前进。”韩德勤说：“不是，这是个有一定战术含义的术语，是行进间对敌阵地进攻。是到达敌炮火有效射程时，指挥员一面在前卫掩护下进行侦察，定下决心，一面令行军纵队向前集结，以便指挥员定下决心，下达命令后，即可迅速展开的一个战术阶段。遭遇战就省去了这个阶段，由行军纵队直接展开。”刘伯承听罢未置可否。部队返营后，韩德勤正忙着揩汗更衣，一身汗水的刘伯承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对韩德勤说：“开进的意思我未弄清楚，恐怕还有许多人不清楚，你把这个军语通报全团吧！”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了刘伯承严谨细致的学风和对军语的执著考究。

　　1930年春夏之交，刘伯承和左权等从苏联回国，到达上海。刘伯承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编译科科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和从苏联归国的其他同志一道，翻译了大量的苏联军事论著。1932年8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兼瑞金卫戍区司令员的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军的军语专著。

　　军语的系统化、规范化是一支军队迈向正规化轨道、建军思想和战争理论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这部《军语解释》翻译时，我军正处于初创时期。党在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中，积极思考、探索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思路。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红军进行了“三湾改编”，建立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1928年5月，中共中央拟制了《军事工作大纲》，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建军设想；1929年12月，召开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的建军原则。这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使我军有了明确的建设方向和指导方针。同时，一些具有我军特色的军语也应运而生，有的还沿用至今。例如：“支部建在连上”、“三大民主”、“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但是，当时我军毕竟还处于初创时期，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军事理论和正规化建设都十分薄弱，也尚未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军语，与迅速发展的斗争形势不相适应。1930年夏，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发展的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战略转变，包括军队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的转变，引起了军队建设、作战原则等一系列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要求我军学习苏联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经验和标准，组织力量集中翻译、改编、印发了一系列条令、条例和军事理论著作。刘伯承、左权等翻译的《军语解释》，对于这一时期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

　　当时，针对我军主要沿用旧军队军语的情况，刘伯承还对旧军队军语进行了改造。为纠正旧军队遗留在红军中的不平等称呼，刘伯承为各种各样的人规定了新称呼：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这些称呼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我军推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军队建设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历程，军语规范化建设与其他方面的正规化建设也现实地摆上我军全面建设的议事日程。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该院成立仅仅3个多月，刘伯承就批准有关部门将翻译外军军事理论著作中有待统一译名的军语，以及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法规编写中有待规范的军语分期编印成《军语通报》，从1951年4月30日起，印发军事学院各系、各教研室征求意见。

　　在军事学院组织编制我军规范军语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出版局也同时展开了这项工作，并请刘伯承元帅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1951年9月，在刘伯承指导下，该局编印了《军语汇编》（初稿）。该书分陆军、海军、空军3编，收录军语词目约4650条，书后附录了常用各种度量衡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