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习仲勋刚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岗位上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的职务。他接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通知秘书长张德生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干部会议，亲自传达中央指示，并对陕甘宁边区如何贯彻中央指示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陕甘宁边区一直处于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之中。它的南面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20万大军，西面是马鸿逵的两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指挥部及其所属二十二军和保九团，东面则是滔滔黄河，与晋绥解放区隔岸相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有22个县的建制，150万人口，两万多军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非常严峻。

　　习仲勋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对边区及其周边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在分析形势的时候指出：敌人的力量和装备都比我们强，但是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特别是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我们是能够打败敌人的。为了保证自卫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发动群众，做好战备工作，同时要根据中央最近的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特别要加强对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他进一步着重就如何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他说：从周边形势来看，北线是敌人的薄弱环节，那里驻扎的是国民党的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都是国民党的“杂牌军”，与蒋介石和胡宗南有矛盾。“杂牌军”内部也有矛盾，而且封建意识浓厚，从井岳秀(辛亥革命以后派驻陕北的镇守使，二十二军的创始人)到现在的左协中(二十二军军长)，一直是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和他们有过较好的统战关系，现在我们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关系，并且要冲破他们的封建意识，利用他们和蒋介石、胡宗南的矛盾，对他们进一步做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特别是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兵，和我们站到一起，反对蒋介石，反对内战，反对榆林地区的亲蒋分子和特务分子。这项工作做好了，对我们粉碎蒋介石、胡宗南的进犯是非常有利的。

　　会议经过讨论做出决定，由西北局统战部和绥德地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对榆林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抽调关中分区干部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协助和加强对榆林国军的策反活动。会后，习仲勋又派延属地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北上榆林，与胡希仲取得联系，了解榆林上层具体情况，特别是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和副指挥官胡景铎兄弟的动态，以便争取和策动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反蒋起义。

　　胡景通和胡景铎是著名爱国将领、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胡景翼将军的胞弟，排行为五、为六，人称“胡老五”、“胡老六”；胡希仲则是胡景翼的儿子，人称“胡大少”。胡景铎和胡希仲年龄相差无几，他们与习仲勋不仅是富平同乡，而且曾在立诚学校同学，青年时代在一起参加过革命活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他们虽然各奔东西，但仍不绝书信往还。胡景铎和胡希仲两叔侄思想进步，早有投奔边区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曾指示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借重胡景翼的影响，为抗日进行统战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们先后回到了富平，率领部属和家乡子弟千余人北上榆(林)横(山)地区，暂栖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麾下，胡景铎受任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希仲受任晋陕绥司令部参议。他们的目的是要投奔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他们到达榆横之后即与习仲勋秘密联系，希望得到习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习仲勋派遣曹力如和刘文蔚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榆林与胡希仲见面。

　　胡希仲向曹力如和刘文蔚报告了榆林国民党上层动态。他说：八十六师是二十二军的主要力量，新任师长徐之佳是军统特务，是蒋介石派来监视邓宝珊并进行反共活动的主要人物。邓宝珊将军目前对国共纷争抱观望态度，尚无公开反蒋迹象，而他五叔胡景通是听命于邓宝珊的，现在策动他们举行起义的条件尚不成熟。而胡景铎则不同，他既已表明了坚决反蒋的态度，又在他的部队中秘密联络了一批进步分子，随时准备投奔边区。因此，由胡景铎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请习仲勋速派人去横山县波罗堡(陕北保安指挥部驻地)与胡景铎联系。

　　曹力如和刘文蔚把他们了解的情况向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当即决定把对北线国军的策反重点放在胡景铎身上，并派师源去波罗面见胡景铎。

　　师源与胡景铎也是老同学、老朋友。故友相逢，无所不谈，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胡景铎明确表示，他决心跟共产党走，他的一切行动听从习仲勋同志的安排，并请习仲勋同志帮助他早日加入革命队伍。师源完成使命后即回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