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小时后，江青把毛主席送到了一层大厅。江青指着我介绍说：“他就是我的秘书小杨。”毛主席把手一挥，说：“不用你介绍了，我们早就认识了。”接着，毛主席拉着长声说：“他叫杨——银——禄。”江青说：“主席说得对。”然后奇怪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毛主席说：“一个多小时以前认识的。”毛主席说完，走出楼房，向我们挥了挥手，坐上汽车走了。我们望着远去的汽车，心潮起伏，幸福万分。

    “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才放心、高兴。”

　　１９６９年９月的一天，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着“请杨英路同志面呈毛主席亲启”的字样，落款：“江青托”。叫我亲自送给毛主席。

　　我的名字本来叫杨银禄，为什么改为“杨英路”了呢？说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党的九大前后，江青突然心血来潮，到处给工作人员改名字，包括钓鱼台和人民大会堂不下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先后都给改了，我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江青这样对我说：“银禄这个名字太封建了。你的父亲满脑子不是银子就是钱，一点革命的气味都没有，狭隘的小农经济意识。我不喜欢你这个名字，我给你改个名字吧。”我说：“我的名字叫了很多年了，不用改了。”江青说：“你的名字不好，要改。”江青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就用你名字的谐音，叫杨英路吧，意思就是走英雄的道路。”她看了我一眼，不知有没有看出我脸上的反应，我想我当时的脸色可能不怎么好看。但江青还是说：“就这样定了！”当时江青以反封建思想自居，如果不同意她的意见，她一定会不高兴。不能因小失大，因而我也不好再解释什么。这样，我的名字就由杨银禄改成了“杨英路”。从此，她凡是让我给中央领导送文件或信件时，信封上就总是写着：“请杨英路面送×××亲启”的字样，“杨英路”这个名字也就逐渐在中央领导层中叫开了。

　　我接过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信，经电话询问，知道毛主席住在人民大会堂，就立即乘车去了那里。

　　在人民大会堂，我找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把信递给了他，请他交给毛主席。徐业夫看了一下信封，对我说：“小杨，江青同志让你面呈主席，你就亲自交给主席吧。不然，她问起你是亲自交的，还是叫别人交的，你怎么回答呢？她这个人疑心很大，还是你亲自交给主席好。”

　　徐业夫进去报告毛主席以后，出来对我说：“主席让你进去。”

　　我进入主席的办公室，看到毛主席坐在大厅中间背北面南的沙发上看文件。

　　他听到脚步声，就说：“小杨来了，定县人来了。你们定县的形势稳定多了吧？”距离上次与我谈话的时间快一年了，毛主席现在还记得那次谈话的内容，这让我十分惊奇。我说：“党的九大以后，我们定县的形势稳定多了，请主席放心。”毛主席说：“只有形势稳定了，经济才能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才放心、高兴。”毛主席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你们定县发展经济有很多有利条件，除了面积大、人口多、交通方便以外，还有两条，那就是地处华北大平原，距离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很近，工农业生产搞不好没有任何道理嘛！我希望你们定县有较快的发展。”我说：“谢谢主席对我们家乡的关心和厚爱。”毛主席说：“谢什么，谁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嘛，谁都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嘛。”

　　毛主席还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

　　毛主席问：“你今天来干什么呀？”我说：“主席，江青同志叫我给您送一封信。”毛主席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给我。”

　　毛主席接过信看了看，又端详着看了我一眼，问道：“你不是叫杨银禄吗？现在怎么又叫杨英路了呢？”毛主席的记忆力真好，快一年没见面了，还记得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我回答说：“我的名字是江青同志给我改的。”

　　毛主席没有再问什么，笑了笑对我说：“说句北京话——劳驾，请你把信封给我拆开。”说着就把信递给了我。

　　我接过信，用指甲把钉书钉抠掉，然后又把信递给毛主席。

　　毛主席端详着信封问：“你不用剪刀，是用什么东西把钉书钉搞掉的呀？”我回答：“是用指甲抠掉的。”

　　毛主席听后说：“你的指甲够厉害的啊。”我说：“因为江青同志经常让我给她拆信封，我怕耽误她的时间，都是用指甲抠，是锻炼出来的。”毛主席点点头，表示赞许。

　　我说：“主席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毛主席打趣地说：“有事，我还有事。你已经没事了，请回吧。”

　　我用军队的习惯用语说了一声：“是。”便离开了主席的办公室。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陈毅元帅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追悼大会于１月１０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那天上午１０时，我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他说：“杨秘书，江青同志起床以后，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今天下午３时在八宝山礼堂举行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没有特殊情况的都参加。江青同志如果身体好、精神好的话，也请她参加。”中午１２时左右，江青打铃起床了。过了半个小时，护士赵柳恩告诉我，江青现在已经到了办公室，你有事要向她报告的话现在可以进去了。我进入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了周总理的电话内容。她没有表示去还是不去，没有任何表情，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你去吧。”到下午１时，汪东兴打来电话，急匆匆地说：“江青同志去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请她先不要动身，等我的电话。”我放下电话，立即报告了江青。汪东兴专门负责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既然是他来电话，江青就明白了。她机敏地说：“今天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快给我备车，我也去参加。”看来她原来没有准备参加。我说：“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江青高兴地说：“好，好。”紧接着，周总理的秘书赵茂峰又打来电话，说：“总理请江青同志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汪东兴为什么不叫江青去得太早呢？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到，追悼会是不会开始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没有取暖设备，江青又怕冷，万一她感冒了会受埋怨。下午２点半左右，汪东兴来电话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可以出发了。”我报告江青以后，她很快走出楼房，上了汽车，２０分钟就到了八宝山。江青对气味特别敏感。她一进礼堂的西休息室，就习惯性地抽动了几下鼻子，问道：“怎么有煤气味？”中央警卫处副处长邬吉成赶紧解释说：“今天天气太冷，这里又没有取暖设备，怕冻着首长们，临时在这里生了一个炉子，这是总理安排的。”江青听了后没有再说什么，就去问候陈毅的夫人张茜。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来了。周总理、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都过去迎接毛主席，江青也过去迎接。毛主席没有与迎接他的中央领导人说话，也没有握手，却主动走过去紧紧握着张茜的手，向张茜及其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并坚定而大声地说：“我与陈毅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我们有过分歧，那是同志间的争论，和林彪不同。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我这一次见到毛主席和上次见到他老人家，虽然相隔只有１５个月，但他已经是判若两人了：红光满面不见了，神采奕奕没有了，稳健有力的步伐没有了；整齐的发型和衣着也没有了，头发和胡须长长的，脸色很不好看；里面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毛料睡衣，外穿一件灰色大衣，人显得苍老多了。张茜和她的子女们搀扶着他缓慢地步入大礼堂。我看在眼里，心里有种酸楚的感觉。当毛主席在我面前走过时，我向他点了点头，表示问候。他也向我点了点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很少参加追悼会，这次他亲自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可见他对昔日老战友的尊重和深深的怀念之情。

　　这一次，是我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１９７３年６月，我重新回到中央警卫团工作，以后就没有见过毛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