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相知——略述任弼时与朱德

　　任弼时与朱德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五大书记”中，朱德最长，任弼时最幼，年龄相差18岁。然而，是创建新中国的共同理想、共同事业使他们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长征中他们成为相知的莫逆

　　发生在70多年前史诗般的长征中，红军三个方面军大会师的重要一页，记载着朱德与任弼时相知的共同努力与成功。

　　1936年7月，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与曾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又分开的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以红二、六军团及三十二军组建了红二方面军。按照中央决策，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任务是共同北上，实现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大会师。于是，与张国焘分裂行为作斗争便成为会师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此前，由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络的密码留在了红军总部，任弼时等无法与中央直接沟通，所以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等分裂活动始终不明了。直到红二、六军团过了金沙江后，任弼时才得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分开的信息，异常关心党与红军团结的他迫切想尽早了解个中原委。

　　朱德是在1935年8月沙窝会议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的。面对张国焘屡次拒绝中央北上方针，朱德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和反对。朱德旗帜鲜明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并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面对张国焘一意孤行地组织新的临时中央并要大家表态时，朱德以极大的耐心，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除面对面地与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为维护红四方面军和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之间的团结，朱德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避免了内部冲突。在这种困境中，基于对任弼时等政治上的信任，相信红二、六军团会赞同北上，朱德也急切地盼望与红二、红六军团早日会合。多年后朱德说“我和刘伯承的意思，是想把你们（指红二方面军——编者）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 “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张国焘很清楚“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所以抱着想拉红二、红六军团与党中央抗衡的想法也希望尽快会师。于是，同张国焘分裂行径斗争中，任弼时不仅必然处在斗争的锋面上，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斗争的成败，将取决于任弼时等的态度与作为，取决于任弼时对朱德的支持。

　　为拉拢红二、六军团，在两军前锋会合时，双方领导尚未谋面，张国焘即派人向红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朱德反对他这样做，郑重地告诫张国焘：“无论如何，弼时是宣传不倒的！”与此同时，任弼时态度鲜明地指示：将送来的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真是不谋而合！他们在维护党与红军团结的大是大非上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当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会师当晚，朱德同任弼时、贺龙深入长谈，许多疑惑找到了答案，大家达成一个共识：设法遏制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团结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陕北与中央会合。在会师庆祝大会上，任弼时代表红二、六军团旗帜鲜明地表示与中央一致的态度：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对张国焘，任弼时始终既坚持原则又以理服人。会师后，任弼时马上从张国焘那里要来电报密码，恢复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络。为了加强与张国焘斗争的力量，朱德提议:在继续北上行军中，任弼时暂时离开红二方面军部队，随朱、张一起行动，任弼时欣然前往。

　　在此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任弼时在普遍动员广大指战员北上的基础上，重点集中于争取和团结张国焘，并广泛深入地听取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意见，做思想转变工作。

　　在与张国焘的谈话中，张提出的“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要求，被任一一拒绝。谈到另立中央问题，任不客气地说“似乎太过分了！”碰了壁的张不甘心，又提出召开党的会议，企图从组织上压任，任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顶回去。8月底，三大主力会师的态势已经形成，张国焘显得格外急躁，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派人向任提出所谓“两个方面军首先一致”，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任弼时郑重地告诫来人：只有在中央十二月会议政治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表明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任又增加了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干部会也没有开成。数月后，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说：“那时如果召集那样的会，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反对这样会议的召集，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

　　在直面张国焘的同时，任弼时抓紧时间虚心听取红四方面军高层领导干部的意见，和他们坦诚相见、促膝长谈，使同志们倍感温暖，心悦诚服。几十年过去徐向前回忆道：任弼时“实事求是，珍重团结之情，溢于言表。” “他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终于，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争取得胜利。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朱德与任弼时为党与红军的团结统一立下大功。这场斗争对朱、任是异常严峻的考验，既是对他们党性的考验，也是对他们处置关乎党内、军内重大事件能力的检验。事实证明了朱德与任弼时采取了非常正确的立场，采取了非常正确的方法，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政治斗争中大是大非面前的高度一致，使得任弼时与朱德成为相知的莫逆。

　　也正是在甘孜刚过草地的艰苦日子，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生下二女儿“远征”。在没有粮食吃的最艰难时刻，利用宿营休息，朱德到草地沼泽中，设法钓小鱼并亲自点火熬汤，喊着“月婆子，月婆子，汤来了！”给刚刚分娩的陈琮英和襁褓中“远征”创造了生机。长大后任远征不仅是朱家常客，并始终亲切地称朱德为“爹爹”，称康克清为“康妈妈”。

　　率八路军出兵华北前线，默契配合

　　抗战爆发后，任弼时与朱德有过半年并肩在民族战争前线的岁月。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们同心协力，共同策划八路军的军事行动、政治建设，部署敌后游击战，开创抗日根据地，研究抗战规律，总结抗战经验。这是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的一次默契配合。

　　1937年9月15日，总指挥朱德、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左权、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战前线。9月23日进驻五台县南茹村。即日发布了八路军开进山西的第一仗的号令：命令一一五师向平型关灵丘一线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遵照总部命令，平型关首战大捷，名震中外。此后，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在日军侧后破坏道路、夜袭阳明堡机场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守军。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融洽了与友军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