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一个普普通通的贫苦农民家庭。幸运的是，在１９５７年１９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警卫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起，我又被选拔为江青的秘书，一直到１９７３年６月。由于在这样的岗位上工作，我多次幸福地零距离接触到毛主席，和毛主席交谈，其情其景，终生难忘。

　　“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

　　我参军进入中央警卫团后，经过４个月的严格训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经过５天的入门教育，我被安排在重要的哨位——玉泉山的西大门执勤站岗。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３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毛主席同赫鲁晓夫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毛主席和赫鲁晓夫４天时间的会谈，大部分是在玉泉山举行的。在此期间，我有幸见到了毛主席。

　　连政治指导员刘贵认为我的文化程度高一些，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板书也好一些，指定我为连的义务宣传员，负责墙报、黑板报的宣传工作。一天下午４时，我下哨以后，到驻守在玉泉山北门的部队了解好人好事。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大院的马路上停着四辆小汽车，第一辆是苏制吉姆前卫车，第二辆是苏制防弹吉斯主车，第三、四辆也是吉姆车，是后卫车。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不是毛主席要走，就是赫鲁晓夫要走。过了一会儿，毛主席陪同赫鲁晓夫从一号楼大门口走了出来。毛主席伸出手和赫鲁晓夫握了握，赫鲁晓夫就上车走了。我站在距离停车位置１０米左右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为什么站在那里不敢动呢？原因有二：一是部队有要求、有纪律，警卫战士在碰到中央首长散步、劳动、钓鱼或与人交谈时，能避开时就避开，实在避不开时，就站在原地不要走动，以免打扰首长思考问题或影响首长休息。首长不打招呼，不要主动向首长打招呼和说话。如果首长主动跟我们说话，就大大方方地有问必答，要沉住气，不要慌慌张张的，更不准提个人的任何要求。二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这位最高领导人，又激动又紧张，心里怦怦直跳，生怕毛主席发现我。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毛主席回到他住的一号楼里。当赫鲁晓夫乘坐的汽车走远，毛主席转过身来准备回楼时，发现了我，举起手来向我打招呼。我看见毛主席向我打招呼，便连忙走了过去。毛主席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小同志，你好。”当时我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随口说了一句：“首长好！”毛主席微笑着诙谐地说：“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你们的连长、营长、团长才是首长呢。”看到毛主席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原本非常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由于距离毛主席非常近，所以对他老人家的形象看得比较清楚：身材高大魁梧，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面部没有一丝皱纹，感觉到他身上透着一股睿智之气，强烈地表现出大将风度和领袖风范。我回到班里以后，跟战友们说了刚才见到毛主席的情形，让他们也分享我的幸福。

　　“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

　　１９６２年８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另外两名战士在北戴河疗养区部队自己开垦的地里翻红薯蔓。约３点钟，毛主席在通往海滩的马路上散步。当他看到我们在劳动时，就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开始，我们只顾埋头劳动，没有看见毛主席。等发现时，毛主席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了。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翻红薯蔓。当时，毛主席伸出手来要和我们握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伸出手来握一下，可看到自己手上满是泥污，便很理智地缩了回来。主席问：“怎么了？”我说：“我的手太脏了。”主席说：“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见我没回应，他又说：“不握就不握吧。”能看得出，在红薯地劳动的战士们也像我一样激动，脸上都是红彤彤的。这时，我和其他两位战士异口同声地大声说：“主席好！”

　　毛主席满面笑容地说：“你们好。你们种的这东西叫红薯，有的地方叫白薯，有的地方叫地瓜。这东西又好吃营养价值又高，你们说是不是呀？”

　　“是。”我们齐声回答。

　　“你们是警卫团的同志吧？”毛主席又问。

　　“是。”我抢先回答。

　　毛主席接着说：“解放军既能保卫祖国，会打仗，又能参加生产劳动，是穿军装的老百姓。这是我们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势，国民党的军队做不到，所以失败了。”

　　我们都点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聊了几句话，才回到马路上，顺着马路向浴场的方向走去。

　　“还是你勇敢，不怕我这个纸老虎。”

　　在第二次见到毛主席四天后的下午，我和一位战士游泳后正在北戴河第四浴场打乒乓球，看到毛主席也来到了第四浴场。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是在第五浴场更衣、洗澡和休息，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到了第四浴场，大概是散步走到这里来了。当毛主席进来以后，坐在乒乓球台周围的同志都站了起来。我和那位战士也赶紧把球拍轻轻地放在乒乓球台上，与大家站到了一起。

　　毛主席看到这种情景，笑着说：“大家怎么了？我一来你们怎么不玩了？我又不是老虎，吃不了你们。”大家听了毛主席幽默的话以后，都情不自禁地笑了，紧张的气氛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接着打趣地说：“你们不打，我来打。”说完，他拿起球拍，然后转身朝四周看了看，问道：“谁来跟我打？”

　　一位３０多岁的地方干部自告奋勇地走了过去，说：“我来跟主席打。”

　　毛主席说：“还是你勇敢，不怕我这个纸老虎。”

　　说完，他们一老一小两个人就乒乒乓乓地打起球来。

　　毛主席球艺不错，但因身材高大，动作的敏捷性显得不够。

　　由于那天比较炎热，室内又没有空调，不一会儿毛主席就满头大汗了。

　　毛主席放下球拍，高兴地说：“走了，游泳去了。”

　　“来，合个影。”

　　１９６８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整个广场灯火辉煌，流光溢彩。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气氛热烈而高涨。当美丽的焰火腾空而起时，人山人海的广场沸腾了，掌声雷动。

　　第一批焰火放完之后，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回到大厅，坐在沙发上休息、喝茶，觉得肚子饿了，就向服务人员要了几个包子吃。

　　我们在主席和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早就想和毛主席一起照张相，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这回正是个好机会。想到这里，我马上请求江青跟主席说说，可江青犹豫了半天，不敢跟主席说。她说：“小杨，我可不敢说，主席难得休息一会儿，还正在吃东西，不好说呀。”

　　我怕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就又对主席的保健护士刘小燕说了我的想法，刘小燕爽快地答应跟主席讲一讲。

　　刘小燕很快就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高兴地站起来，把手一挥，说：“来，合个影！”

　　这时，有几位工作人员快步走了过去，江青也过去凑热闹。毛主席指着林彪说：“林彪同志，你也来一起合个影。东兴、耀祠同志也来吧。”

　　我们正在排队的时候，毛主席指着警卫团一大队副队长陈长江说：“你叫陈长江，你的名字很好嘛。长江流水滚滚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啊。”

　　毛主席风趣的话，逗得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在大家开怀大笑的时候，早已做好准备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咔嗒”一声，给我们留下了这十分难忘、珍贵的一瞬间。

　　“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的一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礼堂看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主演的电影《荒山泪》。江青被程砚秋精湛的艺术表演深深打动，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并执意要在当天晚上去看望住在西四三条３９号院的程砚秋的夫人果素珍女士（程砚秋已于１９５８年去世）。因那天晚上刮着西北风，下着小雪，气温低，在程先生家谈话的时间较长，室内又没有暖气，只生了一个煤炉取暖，第二天江青就感冒发烧了，几天高烧不退。江青害怕了，说：“我病得太厉害了，和以前的感冒不一样，快不行了。”她叫我立刻打电话报告毛主席，说：“告诉主席，我现在患了重感冒，发高烧。这次我的病情很严重，请主席赶快来看看我，否则就见不到主席了。”

　　当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报告毛主席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并没有马上来看她。过了一周以后，江青的病基本上好了。此后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才来看她。我们在江青那儿工作的１０名同志，个个激动万分。毛主席说：“你们辛苦了！”大家齐声说：“主席辛苦！”我说：“不辛苦。”毛主席说：“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实话实说嘛，辛苦就是辛苦。”我是江青处的党支部书记，站在最前面，毛主席首先与我握手，并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回答道：“我叫杨银禄。”毛主席又问：“是哪几个字啊？”我说：“是木易杨，银行的银，福禄祯祥的禄。”毛主席诙谐地说：“你的名字不错嘛，既有银子，又有俸禄，钱用不完呀。”他接着又问：“你是哪里人呀？”我回答：“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定县。”他略有所思，高兴地说：“定县，定县我去过。定县大啊，人口多啊，交通又方便，有希望啊，可惜现在乱了点。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总而言之，定县是大有希望的。”

　　毛主席跟我交谈以后，又热情地依次同其他工作人员握手。毛主席同大家握手时，同志们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握手后，毛主席便由护士周淑英引导去了江青的办公室。江青住在二楼，楼层很高，那时主席已是７５岁的高龄了，但不用别人搀扶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