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上述情况向家鼎同志汇报后，他说，这些老同志的生活过得太艰苦了。还说，要尽快回去向总理报告。几天后，他满带喜悦地向我传达了总理听他汇报时的情况和圆满的结果。家鼎同志说，他是在一天夜里在总理办公室里向总理汇报的。当听到几位老同志共用一双筷子小酌的场面时，总理哈哈大笑。他说，这些同志生活已经大众化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了。跟过去大不相同了。比如江华同志，很讲究的，客厅、卫生间、卧室里，甚至门把手上都放着湿毛巾，以备随时擦手。现在能同多人用一双筷子吃东西，真不简单，还是多接近群众好。往下听，总理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也很少再问话了。然后要家鼎陪他到外面走走。他看到总理在院子里慢慢地踱着，时而停下仰望夜空，时而又慢慢踱步。许久，总理指示他马上请值班的同志，电话通知遭受扣留工资同志的所在省委，要求从下个月起，将他们的工资，按月全额寄至中直招待所转交本人手中。下个月，几位被扣工资的真的收到了自己的工资，个个高兴不已。张平化说:“以前我还从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原来每月三百多元啊！”朱德海也说:“过去都是秘书和管理员代办的，自己从不过问。”

　　他们感激周总理，同时又心疼周总理。他们说，总理无微不至地保护我们，可是，他的处境也十分困难，林彪、“四人帮”视他为他们抢班夺权的最大障碍，对总理实施栽赃、诬陷、刁难、围攻、精神折磨等卑劣手段，妄图扳倒总理。然而，总理为了党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地斗争着、工作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通知”。徐向前、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接到这个通知后不久，仓促离开了工厂。他们听说是往外地疏散，疏散到哪里，谁也不知道。记得，徐向前元帅走时，他的车路过军宣队门口，自己来不及下车，让秘书进去代他打了个招呼，即疾驶而去。离开最晚的是张宗逊、王恩茂，在1972年离厂。

　　数年以后，也就是在江华、江渭清、王恩茂等同志复出工作后，我们又见面时，他们曾一再感慨地说，当年，周总理担心我们被揪斗、遭迫害，报请毛主席同意，把我们从地方召到北京，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择地转移，目的就是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期间虽然生活条件苦一些，但最终我们还是被保住了，成为幸存者。这样才使我们获得机会，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些事情。1975年1月，江华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80年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审判工作。王恩茂、江渭清、张平化、张宗逊等，都先后又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

　　除上述8位老干部外，由中组部、国家有关部委等单位安置在二七厂的十多位干部、学者和其他权威人士，也同样得到了有效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