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青年毛泽东的行事风格，注重实际，也讲原则；充满问题意识，更重理论信念。他当时之所以响应胡适多研究问题的主张，热心地探讨这样那样甚至是一些枝节的问题，是因为他对各种主义还没有搞清楚，还无定见。在拟出《问题研究会章程》半年后，毛泽东还曾在一封信中表示：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为此， 《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列了71项144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后,又专列一条，宣称：“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可见，研究问题和研究主义，在青年毛泽东那里不但不是矛盾的，而且他还把研究主义看成研究问题的前提。毛泽东在《章程》中曾列出了若干“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包括哲学、伦理、教育、宗教、文学、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主义。事实上，在《章程》列出的144个问题中，就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这样的问题。到1920年初，毛泽东对“主义”的寻找和研究，越来越强烈和迫切，乃至写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大纛一张，人们便知所趋赴”这样的名句。

　　8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那一代人在青年时代寻找社会改造道路时所关注的问题，绝大部分在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但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以及追求进步的任何人，毕竟都是通过不断地提出和解决问题往前迈进的。青年毛泽东强烈的、充满忧患的“问题意识”，也留给今人不少思索。比如，多一点“问题意识”，或许就会多一些拥抱时代的热情和冲动，多一些理性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多一些了解社会、贴近现实的可能，多一些投身实践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行动，自然也会多一些作出是非判断和理论辨析，进而科学把握前进方向的客观依据。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