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1日，26岁的毛泽东撰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他把这个《章程》寄给各地朋友，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邓中夏此前曾到湖南发动学生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和毛泽东交往甚密。他把这个《章程》拿到10月23日刊印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发表，同时还写了一段说明：“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五四运动前后，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向何处去，青年人应该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毛泽东那一代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一开头就申明，他提议成立“问题研究会”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当时社会和人生面临的“所必需”或“未得适当解决”因而影响进步的各种“事”和“理”。这个“问题研究会”虽然没有成立起来，但他在其中彰显的“问题意识”，及其列举的认为应该研究和解决的大量问题，却记录下青年毛泽东一段值得咀嚼的思考轨迹。

　　《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的71项144个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有的问题比较宏观抽象，如中央地方集权分权、普通选举、国防军建设、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经济自由、教育普及、东西方文明会合等等；有的问题则比较微观具体，如不搞惩罚式教育、私生儿待遇、姑媳同居、工人退职年薪、茶产改良、清丈田亩、退回庚子赔款等等。有的问题比较现实和迫切，如大总统权限、新旧国会、废除各省督军、司法独立、劳工住屋、劳工娱乐、勤工俭学、白话文、编纂国语教科书、恋爱自由等等；有的问题则不那么现实，个别的甚至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造关系不大或不那么迫切，如裁军、外债偿还、币制本位、海外贸易经营、海洋自由、爱尔兰独立、重建东部法国，以及飞渡大西洋、太平洋和天山，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个海峡凿隧通车等等。

　　从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的时间及其内容看，毛泽东当时明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主张的影响。1918年秋冬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毛泽东便认识了胡适。他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也如期寄给胡适，胡适还曾在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撰文称赞。胡适在7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 “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毛泽东也如期看到并表示认可。李大钊8月17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反驳胡适的观点，提出： “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不错，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这个观点，想必毛泽东也看到了。但他并没有介入这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论争双方都是毛泽东当时敬重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那时候，他正如海绵一样吸收和消化着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无论是对胡适提倡的研究问题，还是对李大钊捍卫的主义，他似乎都愿意一试。胡适的思想来源于其导师、美国哲学家杜威。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还曾把杜威提倡的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毛泽东颇受明清实学“至诚实用”、 “经世致用”观点的影响，这也是他与胡适宣传的“多研究些问题”产生共鸣的一个原因。他当时领导驱张运动，在船山学社办自修大学，以及主张先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再出国留学等活动和主张，也都征求过胡适的意见或受到胡适观点的影响。其中自修大学这个校名，还是胡适帮助他起的。

　　青年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