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提出问题和推动实践去解决问题，在青年毛泽东身上是统一的。这就不难理解，青年毛泽东何以用那么大的热情去参加或组织各种各样的学会社团。据粗略统计，他青年时代主持或参加的学会社团有十几个，诸如：湖南一师学友会（原名技能会）、湖南新民学会、湖南留法勤工俭学会、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湖南学生联合会、上海工读互助团、自修大学、旅京湖南学会、湖南改造促成会、湘潭教育促成会、平民通讯社、文化书社、读书会、俄罗斯研究会等等。这些社团存在的时间和毛泽东在其中的活动时间虽有长有短，但他都努力借这些平台组织同仁下工夫去研究和解决符合学会社团宗旨的实际问题。

　　再回到1919年9月1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在列了一大堆问题后，也没有一掷了事。除了寄给朋友参考外，他自己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则继续思考和研究。例如，《章程》中列有国语（白话文）、编纂国语教科书等问题，在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便表示要研究“国语”，认为必须“将国语教科书编成”；还说， “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章程》中有一项关于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的问题。恰巧长沙有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然后自己动笔连续写了9篇文章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的问题作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章程》中有民众联合如何进行、模范村建设、社会教育等问题。这年12月1日，毛泽东便起草了一个新村建设计划，以推行“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连成一体的理想，甚至到岳麓山一带做过选址的准备。《章程》中列有地方自治、联邦制应否实行、废除督军及湖南如何改造等问题。1920年初，毛泽东便起草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发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呼吁湘人自治，还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以推动联省自治的设想。《章程》中列有派留学生、东西方文明会合等问题。在1920年初的许多通信中，毛泽东反复同人讨论该不该出国留学、何时出国留学，特别是东西方文明的关系等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暂不出国留学，先研究中国这块地盘里的事情，然后出去“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总之，青年毛泽东的脑子里，似乎装着太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但凡碰到了，有兴趣，或觉得有必要，他都要去讨论，甚至去实践一番。

　　是不是就此可以认定，毛泽东当时只埋头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大探索宏观上的理论是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说一件轶事。前面提到的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交往甚密的老师。据黎的日记记载，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拜访黎20次。黎当时常请三位青年帮助抄写报刊稿件，付给一定的报酬。一位是不问文稿内容，什么都抄；一位是觉得文稿中有问题，总是提出来，并代为润色；一位是看到文稿内容与自己的观点不合，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位学生的不同态度，使他们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