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理念，对我们言传身教的影响最大

　　中红网：1969年前是谁负责给毛主席摄影？
　　钱嗣杰：是吕厚民。我接替的吕厚民，是新中国成立后主席的第三任摄影师。侯波是第一任，吕厚民是第二任，我是第三任。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我被派往纽约，任中国驻联合国新闻摄影记者，从此离开了毛主席。
　　中央的许多公开、秘密会议，毛主席都要新华社领导参加。毛主席在外地会见外宾的消息，通常是由我完成，稿子送主席，他总是亲自审阅。有一次，他审阅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的消息，在“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句中加上了“诚挚”二字。
　　中红网：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些什么具体要求？
　　钱嗣杰：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受到主席的言传身教，特别是对“为人民服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觉到，主席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绝对不允许搞一点特殊化。在陪主席出去视察的过程中，到地方也是这样，没有一点特殊化。主席经常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们下去视察，不管到什么地方，绝不要给地方添麻烦。为什么主席后来下去不坐飞机？一是中央考虑到安全因素，另一个就是怕麻烦地方。当时，我们还按照主席的要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帮助地方上打扫卫生、除草，积极做好人好事。
　　主席还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回家休假时要搞调查研究，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况、干部的工作作风、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反映、对政府的反映，回来要给主席汇报。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回家，都有这个任务。
　　中红网：毛主席坐火车视察是哪一年开始的？
　　钱嗣杰：我到主席身边之前，他就经常坐火车下去视察了，听说是从1958年开始的。主席坐飞机次数很少，最后一次是1967年坐飞机，由周总理陪同毛主席由武汉飞上海，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一起同往，是乘苏制伊尔—18型飞机。
　　中红网：毛主席为什么要坐火车视察？
　　钱嗣杰：因为坐火车出去很方便，什么都可以带上。主席在火车上办公、会客和休息。到地方上召集干部开会也方便，下去参观或者调查、调研都很方便。不然到一个地方，要找宾馆、要欢迎、要招待，很麻烦。主席这种做法我觉得很好，给老百姓带来了方便。所以，我们跟主席下去检查工作，到哪儿都是坐专列。到了这个省，可能停一天、两天、三天，都没准。他感觉到这个地方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就多呆几天，不需要的话一两天就走了。火车到了那里，就找一个工厂的支线，或者机场的支线停下。下边的干部上车来汇报，汇报完了我们就走了。要是主席想到基层看看，就派一个汽车来，主席就坐车到农村、工厂走一走，详细了解地方的工业、农业等生产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情况。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以车为家，吃住和学习都在车上，时间有长有短。在南方，车厢晒得像火炉一样，我们和主席共受热天之苦。有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热，我们几个人睡在主席的会议车厢里，毛主席看见我们笑着说：“欢迎来嘛！”主席的工作方法很简单，就是为了不给地方上添麻烦、不给老百姓添麻烦。
　　我们一般是过了国庆节以后，就下去视察了，第二年的八九月回来。杭州住一段，上海住一段，还有河北、河南、江西等省，上海、武汉还有杭州的时间多一些。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办公，中央的文件就送到哪儿。

1965年，毛主席与钱嗣杰合影。（钱嗣杰供照）

　　中红网：毛主席下去视察主要有哪些内容？
　　钱嗣杰：主席下去视察的时候，主要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以及工农业生产情况，特别要保证人民的粮食供应。毛主席希望农业发展速度快一些，粮食生产能早些过关，早日解决温饱问题，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还有一方面，就是始终抓党的作风、干部作风。主席对干部要求很高，非常注意了解这个问题。在主席那个时代，谁敢贪污？谁敢腐败？张青山、刘子善那时候贪污才多少钱，当时还有不少人向主席讲情，要求从轻处理，钱也不多嘛！主席说：“从西柏坡出发我就讲了，我们不能学李自成，进北京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考验，不准任何人有贪污腐败的行为。他们两个不处理，今后别人贪污腐败我们怎么办？”就这一件事，几十年之内，谁敢贪污一分钱！干部作风真是清正廉洁，这是主席留下来的好传统。
　　中红网：你觉得主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钱嗣杰：最大特点就是时刻想着老百姓。他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他自己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国家经济力量的壮大、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是从“一穷二白”走过来的。主席时刻关注老百姓的生活，这个印象我是比较深的。主席对群众的感情非常深。现在我们说，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而人民心中永远有毛主席。的确是这样，时刻不忘人民群众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主席“为人民报务”这一理念，还传播到了国外。那时，中国在国际上，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我们就一定要做。
　　中红网：“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而人民心中永远有毛主席”，讲得太好了！毛主席还有什么特点？
　　钱嗣杰：还有一点就是有魄力。他决定的事情，只要党中央讨论决定了，就要坚决执行。他从不说我是主席，我要怎样，他从不搞特殊。因此，他是执行政策的模范，是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

1966年，毛主席在武汉东湖散步。（新华社高级记者钱嗣杰摄，钱嗣杰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