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6年12月15日电（王爱梅口述、葛爱琴整理）

    1956年至1967年的12年间，我曾在毛主席专列上做餐车服务员和客运列车员工作。这期间，我得以多次接触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耳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五十多年来，每当我回忆起当年早毛主席专列上工作时的情景，心中就会涌起幸福的回想。虽然我已经退休多年了，但在毛主席专列上工作的情景，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还时常回响在我耳边……在毛主席诞辰123周年到来之际，为了深切地缅怀他老人家，我愿把这段难以忘怀的记忆讲述给大家。

    第一次上专列，毛主席对我说：“我俩是亲戚”。

    1956年，我从北京列车段调到铁道部专运处工作。我报到后，列车长向我交代了在专列上工作必须遵守的纪律和要求：专运处是负责中央首长和国宾外出用车的单位，工作任务和性质要求专列工作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和保密规定；接受任务后，不准打电话，不准探亲访友，不准询问列车服务对象和运行方向；一接到命令，就必须带齐春夏秋冬四季服装和日常用品，因为不知道要去东西还是南北，更不知道要外出多长时间；就是在执行任务中，也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准串车厢，不准打听不该知道的事。并要求我要以满腔的政治热情，全力以赴干好本职工作。

    第一次执行专运任务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忐忑。车长把我叫到一边说：“这次任务，把你调到餐车做服务员工作，和刘跃芳师傅一起边学边干，而且要干好。”我认真的点头答应。经过紧张的车辆整备后，列车进入当时的北京前门火车站第一站台。我们都严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因为我们餐车服务员不站车门，列车停稳后，我好奇地从车窗往外看。只见站台上来了一串汽车，停车后下来不少人，又匆匆登上各节车厢，速度虽快，却忙而不乱。前后不到一分钟，列车就很平稳地启动了。到底是哪位首长上了车，我没看清。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餐车刘跃芳师傅告诉我：“小王，毛主席一会儿要来用餐，餐车以你为主摆台。”乍一听到这令人惊喜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毛主席？我给毛主席摆台？”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的心怦怦直跳。但看到刘跃芳师傅微笑着向我点头，我才知道这是真的。看到我激动又紧张的样子，刘跃芳师傅笑了。便向我介绍说：“毛主席非常平易近人，用餐也很简单。每餐就是一碟红辣椒，一碟酱豆腐，两盘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改为一菜一汤一小碗饭）。经常吃粗粮，面食很少。主食一般就是掺着小米的红糙米或几块芋头。”她还给我介绍说：“毛主席喜欢听京戏，一边吃饭、一边听。听的大多数是‘四大名旦’和马连良、裘盛戎、张学津等名角的段子，如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裘盛戎的《铡美案》，张学津的《借东风》等。每到开饭前，我们就把音乐柜打开，把毛泽东喜欢听的唱片准备好。毛泽东一进餐车，我们就把键盘钮打开，把音量调得特别低，给毛主席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用餐环境。”

    尽管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一定要精神集中，不要紧张，但忐忑不安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按刘跃芳师傅的安排布置准备好后，就到主餐车与公务车风挡连接处静候毛主席的到来。不一会儿，卫士张仙鹏扶着毛主席缓缓地从公务车走过来。我迎上前去，紧张地说了声：“主席您好。”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我和张仙鹏扶着毛主席到餐车落座后，毛主席用和蔼的目光打量着我问道：“小鬼，你是新来的吧？”我有些紧张的点点头说：“是的。”“叫什么名字呀？”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这句话时，我因为紧张没听清楚，心里一直怦怦地跳，脸有些发烧，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求救般地望着张仙鹏。张卫士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忙对我说：“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赶紧回答：“我叫王爱梅。”毛主席觉察到我有些紧张，又听不懂湖南话，便模仿着普通话问我是哪里人？多大了？我回答：“是北京人，今年20岁。”毛主席听了点点头。看到我拘谨、紧张又难为情的样子，就放慢了说话的速度，用湖南普通话，很幽默又略带神秘的语气说：“小鬼，我俩还是亲戚呢。”啊！亲戚……他的这句好我听懂了，而且听得清清楚楚。我一愣！天哪，我可从来没听家人说过，我家还有什么高贵的亲戚。我父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家里的亲戚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家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亲戚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席的话真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我的头脑中，湖南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会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亲戚关系呢？

    我的思绪在脑海里急速地翻腾着，极力搜索和捕捉着我记忆中所有的社会关系。我摇摇头，又低下了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看着我一脸茫然的不解的样子，毛主席哈哈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用手在空中写画着问我：“你想想看，王字下面拐出个尾巴念什么呀？”“啊？那不是毛字吗。”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对啊！”毛主席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桌子。“对啊，你姓王，我姓毛，这还不是亲戚吗？”啊！我恍然大悟，高兴地一边拍手一边说：“对，对！主席，我们是亲戚，我们是亲戚！”

    饭还没开始吃，我就和主席攀上了亲戚。听着他的风趣幽默的话语，看着毛主席慈祥和蔼的面容，我如沐春风，开始时的紧张心情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兴奋地同他交谈着，心情自然也就轻松了。竟然忘了他老人家还没用餐。我说：“主席，既然我们是亲戚，那您以后可要多帮助、多教育我呀！”他对我微微一笑，像我的长辈亲切慈祥。

    这时，刘跃芳师傅走过来，一边向毛主席问好一边用手轻轻碰了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赶紧对毛主席说：“主席，您稍等，我给您上饭。”毛主席吃饭速度非常惊人，一顿饭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见他随手从盘中拿了一个苹果，我赶紧拿起水果刀说：“主席，我给您把苹果皮削了吧？”他拿着苹果像个孩子似的来回晃了几下说：“吃苹果可不能削皮。小鬼，你知道吗，这苹果的营养可都在皮上呢。说完把苹果举到嘴边一下咬了一大口，又顺手从盘里拿起另一个苹果递给我：“小鬼，你也消灭它一个。”我急忙打了个手势：“不吃，不吃，主席，您吃吧。”他看我这样，故意装作不高兴一沉脸说：“要你吃你就吃嘛，我这个人可就喜欢实实在在的人。”随后又用手指了一下对面的靠背椅，失意我坐下。我双手接过他递给我的苹果，坐在他对面，也学着他的样子，不削皮吃了起来。从那以后到现在，我还一直保留着在毛主席身边养成的吃苹果不削皮的习惯。

    第一次陪毛主席吃饭，毛主席问我：“你敢吃辣椒吗？”

    我第一次在专列上陪毛主席吃饭，是在见到他老人家后不久。当时，专列即将驶入镇江，卫士封耀松来到餐车通知我说：“主席已经连续工作很长时间了，很辛苦。一会儿主席过来吃饭时，你陪着他一起吃，随便跟主席聊聊天。给他老人家调节一下精神。”啊！我一听让我陪主席吃饭，连忙摆手说：“不成，不成，那怎么行啊！”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服务员，让我陪伟大领袖毛主席吃饭，这未免太超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再说主席知识渊博，我担心回答不了他老人家的提问。我又摇头又摆手。封耀松一听有点急了：“不成？怎么不成啊？毛主席连续工作好长时间了，太辛苦了。你陪着他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活跃活跃气氛，给他调剂一下精神嘛。再说了，主席不是说过和你还是亲戚呢，你就边陪他吃饭边聊聊天嘛！”封卫士一下说了这么多。我看他有点儿着急，急忙解释：“不是我不想陪主席吃饭，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其实，能跟主席一起吃饭，我是巴不得的呐！”这时餐车主任也过来说：“小王，既然让你陪主席吃饭，你就作陪好了，我来替你值班。”封耀松听完，才放心地笑了。后来在毛主席专列工作的十几年里，陪他吃饭就成了我平常的工作。

    封耀松走后，我还在回味着他的话：“主席太忙了，太辛苦了。”是啊，我上车时间不长，跟他老人家接触的不多，但我却耳闻目睹了他老人家夜以继日的工作情景。火车上的生活单调，我陪他吃饭聊天，帮他解除疲劳，增进食欲，是我义不容辞的呀。但又一想，我都跟他说什么呀。不行，还得去请教一下小封。

    封耀松对我说：“就随便聊聊家常呗。”“那怎么聊啊，从哪说起呀。”因为是第一次陪毛主席吃饭，我把它当做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心里总不踏实。“主席还说和你是亲戚呢，怎么不知道从哪说呢？”这时，我眼前又出现了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耳边响起了毛主席亲切、幽默的话语。我一咬牙，狠下心说：“行，你走吧，小封，不用你管了。”我回到餐车马上找主任汇报情况。主任说：“既然让你陪主席吃饭，你就陪着吃吧，至于聊家常，卫士怎么说你就怎么讲，要随机应变。我来替你值班。”于是，我赶快和餐车主任一起做好毛主席用餐的准备工作。

    宽敞整洁的餐车一角放着毛主席用餐的方桌，桌子上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由蓝色塑料花布罩着。桌面上摆好了四味架和牙签盅。他的座位面前整齐地放好了碗筷和一小碟红辣椒，一个小碟酱豆腐。餐桌摆好后，我随手又把音乐柜打开，把他爱听的京剧唱片拿出来。准备好后，我长舒了一口气，独自欣赏了一下精心布置的餐桌，又环视了一下整个餐车车厢：餐车中间摆着一个约有3米左右的长方形桌子，是毛主席办公、接见地方领导和召开小型会议用的，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桌面上交叉摆放着一排整齐地笔筒和烟灰缸。笔筒内装有已经削好的铅笔。毛主席有一张在火车上办公的照片就是在这个会议桌旁照的。

    整个车厢清新、典雅、别致、大方，充满着温馨、恬静的气氛。我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力求给毛主席创造一个舒适、怡人的用餐环境。

    不一会儿，封耀松扶着毛主席从公务车走过来。我赶紧迎上前去搀扶他到餐桌旁。他落座后，我坐在他对面问：“主席，您休息好了吗？”我望着主席那显得有些疲惫的面容问道。“还好，有时睡不着觉。”毛主席用手拍拍自己的头说。“主席，那可不成，您工作这么忙，再睡不好觉，那怎么行呢？您再睡不着觉时闭上眼睛数一、二、三、四、五……一会儿就睡着啦。我就这样。”我冒着傻气说。毛主席笑着摇摇头说：“喔，你这小鬼还是满有办法的。只怕你这办法对我就不那么管用啰。”

    这时，餐车主任端上来两碗饭，先给毛主席上了一碗饭，又要给我递饭时，我刚想站起来接一下主任手中递过来的碗。餐车主任用脚踢了我一下，示意不让我动，我才没敢站起来。开始用餐时，我拿起筷子，先主动给主席夹了些菜，主席当即用拿筷子的手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说：“小鬼，我们平等，用不着客套，还是各夹各的吧。”

    “我们平等”，主席说的一句平常话，让我心头一热。我们崇敬的毛主席啊，在他心目中老百姓和他一样！这是毛主席与身边工作人员相处的一贯准则。仅仅和毛主席接触两次，我就觉得他很愿意和群众交谈，而且善于消除人们由于见到伟人而产生的局促感。尽管在没见到他时，心里感到忐忑，一旦身临其境，穿着非常朴素的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慈祥老人，一切都那么自然，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他平等相处的人。尽管如此，在开始和他一起吃饭时，我还是免不了有些担心。怕什么呢？他知识太渊博了，怕回答不了他的提问。但他的一句“我们平等”。使我开始时的心理忐忑又被他的平易近人驱散了。

    毛主席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饭，不时夹一两口菜。还间或夹起小碟中的红辣椒有滋有味地嚼着。看着主席吃饭时那香甜劲儿，我由衷地感到他老人家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那样可敬，又像一位朴实厚道的农民那般可亲。我慢慢地吃，边吃边看着，他不时夹起小碟中的红辣椒放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看着毛主席吃饭那么快，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感到他真像一个朴朴实实的老农民，好像吃完饭还有好多急事等着他去做一样。

    看着毛主席风卷残云的样子，我真想劝他慢点儿吃。但怎么也鼓不起这个勇气。正在我沉思的这一刻，他夹起一只红红的小红辣椒放到嘴里，边吃边问我：“哎，小鬼，你敢吃辣椒吗？”

    我看了一眼小蝶子里红红的小辣椒，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说：“敢！”说着，就夹起了一个小点的红辣椒放到嘴里。在主席面前夸下了海口，就不能退缩。主席立刻伸出大拇指夸我：“好样的！好样的！”主席这一夸，我更二了。一咬牙，一闭眼，哎呦，谁知这小辣椒辣得特别。我刚刚嚼了两下，嘴里立刻辣得像着了火，也不敢往外吐，眼泪一下流了出来，额头上立刻冒出了汗珠。我顾不上很多，赶紧端起了米饭，一个劲地往嘴里扒拉，满脸通红，汗也一下子流了出来。我一边摇着头一边说：“哎呀，真辣，真辣！”毛主席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愣着神看着我的狼狈相，哈哈大笑起来。他翘起大拇指说：“好样的！好样的！这辣椒可下饭了，再吃一根怎么样？”我连连摇头摆手：“不敢，不敢啦，不敢吃啦！”这时，我也顾不上是在陪主席吃饭，摇头晃脑地大声喊起来。厨房的师傅们听到我的喊声，知道我出了洋相，笑声也从厨房传出来。不知是谁边笑边说了一句：“这小王又出洋相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而毛主席好像并没觉得我有什么失态，依然笑着对我说：“其实辣椒是个好东西，是开胃下饭的，只是你不习惯吃它，一旦你吃习惯了，那就会每餐都离不开它了。”

    毛主席很快就吃完了饭，他又叫我把盘里剩下的菜给消灭掉，我顺从地把盘中的菜拨到自己的小碗里，迅速地吃光。餐桌上只剩下小碟里的几根红辣椒。这时，餐车主任走过来问：“主席吃好了没有？”主席说：“吃好了。”主任就把餐具收走，把餐桌擦干净。毛主席从牙签盅里取出一支牙签，一边剔牙，一边听京剧。他听得很入神，一边听，嘴里还随着唱片里的唱腔跟着哼唱着，头也自然地摇晃。还用手在桌面上轻轻地打着拍节。我看着他悠然自得的神态，心里美滋滋的。看得出这会儿的他，已经不是刚进餐车时的满面倦容和疲惫的样子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毛主席听的是张学津唱的《借东风》那段唱腔。或许是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听得很有兴趣。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诸葛亮的那段唱词：“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领人马下江南，兵扎在长江上……”这段唱腔很好，张学津唱的也好。连我这个不懂京剧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当唱片刚一放完，我便赞叹道：“这段唱得太好了！诸葛亮真是足智多谋。”主席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两口，点点头说：“确实很好听。京剧是讲究韵调和板眼。你可知道这段是什么板眼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于是主席很有兴趣地板着手指头告诉我：“这是二黄导板回龙。”又板着第二个指头说：“还有二黄原板和二黄散板……”我着实佩服主席在京剧方面的知识和见解。看到主席情绪正好，我插话说：“主席，我不仅喜欢诸葛亮这段唱，还喜欢诸葛亮这个人物。他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成了一种智慧的化身。但是，拿诸葛亮和您相比，您可比他高明的多！”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主席也在认真地听着。听到我最后突然冒出的一句：他比诸葛亮高明。他老人家似乎愣了一下，好像从《借东风》的思绪中回到现实，慢慢地“哦”了一声问我：“怎么个高法？我怎么比诸葛亮强啦？”我说：“您总结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诱敌深入战术，不都比诸葛亮高嘛。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那不都是您指挥的吗……”听我说到这里，毛主席摆摆手对我说：“得，得，这次聊天算你赢啦！”我听后得意洋洋的。他看我这得意忘形的样，用手指着我说：“小鬼，下次聊天我可要考你京剧方面的知识。”我一听，“啊！”了一声，吐了下舌头。为了下次能给他聊到一起，我还得赶紧学习京剧知识。

    后来，因为毛主席公务车的姚淑贤同志调到铁路防疫站工作，我便从餐车调到毛主席的公务车做列车员工作。和毛主席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毛主席问我：“你喜欢梅花吗？”

    王爱梅接着说，五十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我随毛主席的专列在祖国南方的青山绿水间行进着。时近傍晚，我站在车厢走廊里，透过车窗往外看，落日的晚霞染红了天边，远近的田野里，镶满了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斑斓的色彩，给大地镀上了一层奇异的光辉；劳作了一天的人们，牵着牛，扛着镢头，行走在乡间的小道上，仿佛整个空间都充满了诗情画意……

    毛主席已经伏案工作很长时间了。我突然想到：让毛主席也观赏一下这美丽的景色，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不是很好吗？我回到乘务室，拿起暖瓶，轻轻地走到他的身边，给他斟满了水。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轻轻点了一下头，又要伏案工作。“主席，您看，这外边的景色多好看呀。”我轻轻说了一句，毛主席抬起头，我顺手把窗纱拉开，让他看得更远些，更清楚点儿。他放下手中的笔，揉一揉疲惫的眼睛和太阳穴，顺着我指向窗外的方向看着，欣赏着。我不愿打扰他，默默地站在他身边看着。

    突然，不知原野晚霞的哪一个景色，触发了毛主席极富联想的神经，他收回眼神看着我，问：“哎，小王，你喜欢梅花吗？”“当然喜欢了，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就叫爱梅，我能不喜欢吗？”我不假思索很自豪地回答。

    毛主席看着我又问：“那你说说看，你为什么喜欢梅花呢？除此之外，你还了解梅花些什么？”他又问我。

    “这……”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毛主席见我答不上来，便用满带感情的语气说道：“梅花之所以让人喜爱，是因为它有一付不畏严寒的傲骨。”说着，他老人家又朝窗外看着。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这秋天一过，冬天马上就要来了。一到寒冷的冬天，漫天大雪覆盖着大地，几乎所有的花都凋零了，都睡觉了，只有梅花，却傲雪凌霜，独自盛开，显示出勃勃的生机，给人以春天的气息。这些梅花有白的，有红的，还有粉的，样子很好看。你知道吗，它还有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不畏严寒的傲骨。这就是梅花的可爱和可敬之处。”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就像一个慈祥的爷爷给小孩讲故事，那深情，那拉着长音的湖南普通话，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的心中涌动着一股激情。我思索着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主席这是在教导我怎么做人！

    “主席，我还年轻，文化水平低，但请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用梅花那种坚强，高洁的品质自勉。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我认真地对他讲。

    他笑着对我说：“这就对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不会一帆风顺的，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和曲折。共产党人要革命，就必须要像梅花那样不畏风雪严寒，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思想准备，有一股敢于蔑视一切压力和困难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毛主席一边说，一边挥动着手臂。看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容，聆听着他谆谆的教导，我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

    后来，当我看到毛主席1961年12月写的《咏梅》和1962年12月写的七律《冬云》时，我才深深的感受到，当时对毛主席那番有关梅花的谈话，理解的多么浮浅。五十年代末期，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掀起反华反共的新浪潮，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困难。面对着漫天的乌云密布、风雪严寒的国际国内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动摇，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毛主席当时有关梅花的论述，以及后来所写的颂扬梅花的诗句，难道只是颂扬梅花吗？不！他给我们塑造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和高风亮节，字里行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英明的预言。它也成了我一生自强不息的警句和座右铭，一直鼓励我坚强的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和坎坷不平的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毛主席会见吕正操部长

    1959年毛主席到上海召开会议。专列正在运行中，卫士过来过来告诉我：“一会儿毛主席要会见一位客人，你给准备一下。”我准备好水和茶杯后，站在乘务室门口向走廊客厅门口巡视着。不一会儿，客厅的门开了，进来一个人，我端起备好的茶水送到客厅。

    “啊！是吕部长。”我看着已经坐在客厅小沙发上等候的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惊讶地叫了一声，因为主席要会见谁，我们只管做好服务工作，并不打听是哪位首长。我一看是自己的部长。立刻觉得亲切了许多。我把水放在小茶几上，说：“部长，您先用茶。”吕部长点点头问我：“小王，一会儿主席会见我要问些什么问题，你能给我透点风吗？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我站在那儿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他要问什么，我想找铁道部长就是想了解铁路的事吧。”吕部长又说：“主席湖南口音重，我又听不清楚时，你就帮个忙。一会儿主席来了，你就别走开，行吗？”我高兴地说：“您是我的领导，我会尽力帮您解围，这点您放心好了。”吕部长点点头。

    一会儿，卫士封耀松扶着毛主席从主包房来到客厅，吕部长站起来向他问好，握手后，毛主席坐在双人沙发上，吕部长坐在对面的小沙发上。我从包房取出毛主席的茶杯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然后找一个适当的位置站在毛主席身侧往后一点，认真倾听着他和吕部长的谈话。

    “现在你们铁路运输情况怎么样？”毛主席开口就问吕部长。“总的情况是好的。就是需要加快铁路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物和时间。铁路必须跟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否则，有好多东西运不出来。”吕部长说。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有些东西，如钢铁、煤炭、木材……”毛主席板着自己的手指头列举着说：“你们要有个敢闯敢干的劲头，边学边干边总结，要少花钱，多办事，铁路建设才能加快速度。”毛主席还不时用手比划着，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吕部长的反应。吕部长认真听着毛主席的指示，连连点头说：“以后我们一定这样做。”毛主席又问：“你们列车人员配备有多少（指专列），如何配备？车速多少，怎么才能达到快速、准确，还不影响一般的列车？”毛主席一连问了这么多具体问题，加上他的湖南口音重，只见吕部长在那一刹间看了我一眼。因涉及我们专列的事，我赶紧拿起暖瓶上前给吕部长倒水，小声对部长说：“先说列车配备。”吕部长伸手扶了一下我递过去的水杯，接着说：“专列配有列车、餐车、检车和这些车上的工作人员，另外还专门配备一名调度员。”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当吕部长说到专列的速度时，我在毛主席身后伸了一个大拇指和小手指作“六”字状。当吕部长接着讲专列运行和其他列车的安排时，稍微停顿了一下，我对毛主席说：“主席，您喝点水吧。”他“噢”了一声，端起茶杯。我接着话茬说：“主席，您要问专列怎样才不影响其他列车，这您得定下走的时间、方向、到站，我们车上专门设有一名临时调度员，他是铁路的‘活地图’。”他一听“活地图”，“噢”了一声。我接着说：“只要您定下什么时间走、方向、到站，调度员就会安排好这条路线。其他列车有的可待避，有的可抢时间提前到达前方站等等，我们专列安排时尽可能不影响其他列车，既安全又正点到达目的地。这样，我们调度员就把它绘成一个完整的运行图。”我说完，看了吕部长一眼，意思是问他我说的对不对？吕部长接过来说：“大体过程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详细情况，可把调度员叫来。”毛主席挥挥手说：“不用，不用，你们铁路是半军事化，有命令，有严格的纪律，我喜欢。”吕部长点头说：“那是，那是。”毛主席又说：“不过你们也要经常了解下边的情况，听取意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否则，是会出大事故的。”吕部长一边点头一边说：“是的，平时我们要求每个铁路员工都要认真学习铁路技规和客运知识，都掌握住一般的铁路常识。我们也经常到下边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一定防止出大事故。”毛主席听完笑着说：“听说你还管铁道兵？你们要抓紧开山修路，你们是先行官。”吕部长说：“我们要努力当好先行官。”这以后，主席和吕部长又随便聊了一会儿，我看他们的谈话已进入尾声。就对他说：“我们吕部长的枪法可好了，那次他视察成都铁路时，在山上打了好多野鸡，还给我们专列好几只呢，可香啦！”毛主席笑着对我说：“我可比不了你们部长的枪法好，也就不能给你们上山打野鸡吃啦。”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毛主席的这次会见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结束了。

    这次会见后，吕部长非常高兴。还特意请我们吃了他东北老家的三鲜馅饺子。

    毛主席会见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刚开过不久。一天，毛主席在专列的餐车上接见了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其情其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毛主席在专列的餐车上召集部分省、地、市负责人会议，研究农业问题。开会期间，我一边做好倒水的工作，一边及时调整好车厢内的温度、湿度，并及时换气，始终保持车厢内空气新鲜。会议一直开到中午，散会后地方各领导没吃饭就下车了，只留下了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同志。毛主席和他继续交谈。我见开了半天会、喝了半天白开水的地方领导们连中午饭都没吃就下车走了，心里着实感慨了一番……是啊！1959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的伙食标准已经由简朴的两菜一汤改为一菜一汤，而且半年来，最爱吃红烧肉的毛主席已经是“滴”肉未沾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的心情一直比较沉重，这次在餐车上毛主席和地方领导人研究的就是农业问题，会场的气氛格外严肃。我当时就感到：这些“父母官”们也真不容易。幸亏当时毛主席早已带头不喝茶水了，车上招待客人也都是白开水。否则这些腹中空空的“父母官”们饥肠辘辘，非晕倒在餐车上不可。这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时共产党的首脑人物在餐车上饿着肚子开会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会议桌旁，毛主席和周小舟谈话又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其间，我到里边给他们倒了一次水，就感到他们谈话的气氛有些紧张。毛主席的情绪看起来还平静，讲起话来也很耐心。但周小舟书记的情绪已有些激动。越遇到这种情况，杯子里的水越下的快，我只得一次次拿起暖瓶，轻轻走上前去给他们斟水。有一次，当我倒完水要走开时，听到周小舟书记放了一个屁，声音不大，稍长了点。我当时还是孩子气十足，极力控制自己不敢笑出声来，也不能笑。我看见周小舟书记的脸涨得通红。他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毛主席，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这时只见主席对我一笑，站起来，抬手用力敲了一下桌子，大声说：“这下可好了！”我当即一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要发生什么事。也不敢问。我不解地看着周小舟书记，他也正看着我。意思是问我怎么回事？因为一般情况下，主席的意思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能理解。但他们刚才的谈话内容我并不知道，只好站在主席身边侧后一点的地方，向周小舟书记摇了摇头。没敢做声。

    这时，毛主席抬起手指了指周小舟说：“怎么样，既然屁都放出来了，气也就出来了。对吧。”周小舟一听“噗嗤”一声笑了，我也一下子明白了，微笑着看着周小舟书记，只见他脸上也已由“阴”转“晴”。向毛主席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餐厅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许多。这时毛主席又把目光转向我，神秘地一笑说：“怎么样？你说呢？”我也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刚才谈论什么。周小舟书记生什么气？为什么生气，我更无从知道。只是顺水推舟罢了。毛主席又转过头和周小舟相互看着，哈哈大笑起来，之后，周小舟书记看着我，用他浓重的地方口音对我说：“小鬼，你很机灵。好好干，有出息。”“为首长服务好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高兴做的事。”我孩子似的对面前的毛主席和周小舟书记说。是啊，在毛主席的专列上，在这“流动的中南海”的岗位上工作，既要求我们稳重大方，又需要我们机智灵活。跟随毛主席十几年，我在这方面还真得到了锻炼。

    毛主席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

    1957年10月，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武汉长江大桥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了。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座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大桥。它的建成，结束了我国南北交通阻断的历史。展示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和高度智慧。也了却了毛主席的一大心愿。

    早在1956年6月初，长江大桥还在修建中，毛主席就来到武汉，几天里三次畅游长江。他徜徉在波涛汹涌的江面，遥望着不远处建设中的长江大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情在伟人的心中迸发！于是，一篇不朽的诗篇《水调歌头•游泳》诞生了：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墙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应约参加长江大桥举行的落成典礼。这天，他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整个上午他在车厢里都有说有笑，合不拢嘴。一会儿和我们聊天，一会儿让我们给他放京剧唱片。听到高兴处，就站起来一边来回走，一边跟着哼唱，还用手比划着敲着点。那高兴劲儿就像小孩盼过年似的。

    中午，当工作人员告诉毛主席吃饭时间到了时，他高兴地把袖子往胳膊上一擼说：“走，快点！”说完就大步走到餐车。坐下后，很快就把饭吃掉了。饭量也增加了许多。我们和卫士们看着主席这少有的高兴劲，别提多开心了。

    主席吃完饭，我递给他牙签盅，他拿了一根。一边剔牙，一边站起来急切的问卫士：“什么时候开车？典礼什么时候开始？”在大桥上，毛主席听完当地领导的汇报后，一边参观大桥，一边兴致勃勃地向陪同人员询问。看得出，他对大桥的建设非常关心，对大桥的建成是何等的高兴啊。

    是啊，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了却了毛主席的一大心愿，也是他改变祖国山河面貌宏图大略的一步。他能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吗？那天毛主席参加完典礼回到专列后依然兴奋不己。高兴地对我说：“小鬼，这下可好了，旅客坐火车再也不用分成三截了，这可是既省时间，又省人力物力啦。我说：“对，以后我们专列也同样啊。"过了一会主席又说：“以后还有更大的工程呢。”他边说边把大手一挥，还用手指点了我一下，表情既神秘又庄重。我当时想不出还有什么大的工程，只是随声附和着说：“那是，那是。”其实，毛主席在那著名的诗篇中早己描绘好了又一副宏伟的蓝图：“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可以告慰主席的是，他当年的宏伟蓝图如今已变成现实，各式各样的大桥已经修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修到了祖国的高原西藏。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坐地日行千万里，坐着高铁火车游西藏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他该是多么的高兴和欣慰啊！

    1959年4月，我们随车跟毛主席又外出三四十天了。一个多月来，他无论到哪里，不管是视察、开会，吃住都在列车上。我们专列乘务员也不分昼夜，连续工作。说实在的，值乘期间的苦和累，这我们都不在乎。我们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为毛主席服务，虽苦犹甜。我们有崇高的信念，那就是受祖国人民的重托，全心全意服务在“流动的中南海”上。我们这些人都是苦出身，深知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因此，再苦再累都不在话下。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精神高度紧张。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容许我们有丝亳的差错和疏忽。

    一天，专列驶进上海远郊的顾家花园专用线。毛主席下车后，说这次他要到下边住。我们列车长召开会议，安排工作，准备趁毛主席下车的间隙，把车厢卫生彻底搞一下，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然后让大家休息、自由活动。其实我们的休息和自由活动，范围仅限于乘务员用的宿营车和吃饭用的大灶餐车两节车厢内，其他车厢都锁闭，根本不能到车下自由活动。

    记得那天，我们紧紧张张地准备了一天，有的人忙得中午连饭都没顾上吃。吃完晚饭，大家刚要休息一会儿，大约晚上9点多钟，列车长紧急通知：全列车乘务员到大灶餐车集合开会，气氛很紧张。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任务了。乘务员到齐后，随专列添乘的铁道部运输总局局长张孝屏也参加了会议。他首先讲话说：“一个多月来，同志们都很辛苦，本想明天叫大家休息一天，看来休息不了啦，我们还要连续工作，同志们不会有意见吧？”“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那好，下面让你们车长讲话。”车长的讲话也极为简单：“毛主席不住下边了，他对我们专列有感情。大家赶快回到各自车厢，根据各车厢的要求调整好温度、湿度和空气。床单、被套十分钟内都要恢复好。”我们急忙奔赴各自车厢，紧张而有秩序地投入工作。

    我在乘务室配电盘前紧张、熟练地操作。在排风、换气、温度、湿度调整好的瞬间，又迅速换好我值乘穿的铁路制服。本想再确认一下各种显示灯、温度计和湿度计的显示数字，电铃突然急速地响个不停。我一看指示灯，急忙跑到车门口，打开车门一看，是车长！他说：“还有5分钟主席就到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只是再确认一下温度和湿度。”车长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必须在3分钟内把一切调整好，我替你站车门。”我连声说：“是，是。”转身就到乘务室。其实我心中有数，温度只差一度半，两分钟内我有把握调整好，并能使其保持一小时左右。我看完后返回车门口，对车长说：“没问题。您是否再检查一下？”车长说：“我相信你，你站车门，我去看一下主餐车。”他说着，就要上车。我站在车门口往外一看，漆黑的上海郊区田野上一条“火龙”正向专列这边飞驰而来，我赶紧用手一指说：“车长，不能上，你看！"远郊田野公路上，一长串白炽刺眼的两束灯光，悄无声息地向专列驶来，没有声音，更没有鸣笛，把大路照得雪亮。主席的汽车快到了！“车长还是你站车门，我俩的车厢连接着，我看一眼就行了。”时间就是命令，为了抓紧时间，只能这样了。我顾不上多想，也顾不上等车长回答，转身到通过台推开餐车的门。守候在门口的刘跃芳吓了一跳，问：“你干嘛？”我说“看温度。”“没问题。”她答。我转身回到我的车门口。啊！毛主席的汽车正好停在公务车门口。我刚要下一步车梯，己经走下汽车的毛主席正好站在车梯下，脸色阴沉沉的非常难看。卫士封耀松正要扶着他上车梯，只见主席用力一甩手。嘴里嘟哝了一句：“走，走开！”把卫士封耀松甩到了一边。自己就要蹬车梯。

    毛主席专列配备的是德制客车，车梯很高，专列停用的专用线又没有站台。所以我们都备有活动车梯，虽然做得很结实，但没有扶手。毛主席要上车没人搀扶是很不安全的，可我站在车门口又下不去，急得心里怦怦直跳。正当毛主席甩开卫士封耀松手的一刹那，我急中生智，走下两节车梯，仲出双手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拉您一下，您可别松手，不然，咱俩可都摔到车下边去了。”他“哦”了一声，勉强笑了笑，顺势伸出一只大而有力的手给我。我用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很认真地用劲往上拉，让他顺利地登上车。下边的卫士、车长和送行的人们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但是大家都没敢动。我随他来到客厅，顺手从方桌上拿起一块已经准备好的温手巾送到他面前。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取过我手中的毛巾擦了一下脸，又擦了擦手就放在茶几上。等主席在客厅坐下，我对他说：“主席，我去取茶杯给您，喝点水吧？”他依然火气未消地说：“不用了，我的肚子都气大了，还喝什么水呀！”我苦笑了一下，小声说：“那您先休息一会儿。"主席还是平静不下来，他接着说：“你把汪东兴请来。”我应声说：“是，我现在就去请汪部长（汪东兴当时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我轻轻地打开车门走出去，又轻轻地把门关上。到门口对车下边的车长小声说：“车长您走吧，我关门。”车长问我：“没事吧？”我摆摆手小声说：“没什么事了，主席叫我请汪部长。”车长点点头走了，下边站着的人也开始散去，汽车悄无声息地开走了。我关好车门，请来汪部长，把俩人的茶杯送上，这时，卫士小田进来，我给他递了个眼色，退出客厅。

    回到乘务室，我长舒了一口气，坐下来休息一下，脑子里翻腾着刚才的一切：主席这是怎么了，跟随他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火。我抬头一边看着乘务室的配电盘，一边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可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出现问题再让他生气。我当时的头脑很简单，就像孩子在不知什么原因发火的父母面前，告诫自己不要再惹父母生气一样，小心翼翼，不露声色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不一会，卫士封耀松进来了。我小心地问了他一句：“主席怎么啦，气成这样？”唉一一小封叹了一口气，小声说：“这几天总开会，主席又休息不好，祸不单行，都赶到一块啦。今天，主席休息时给贺子珍打了个电话，先是问候她，本来是好意，可能他还想见她吧。可不知什么原因，没见成。”说完，封耀松又赶紧解释道：“其实，他们电话里谈什么我也不知道，放下电话他就不高兴。”我听完连连点头说：“噢，原来是这样。”真是，他老人家也有苦衷，别人的一家老小经常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而他呢，整年整月地在外边开会、视察、研究问题。真没怎么见他像其他老人那样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他见子女、子女见他都不能随随便便。难怪有时他跟我们发发牢骚：“我都成了笼子里的老虎了，什么自由也没有。不能随便干我想干的事情，整天是这个警卫，那个警卫，我干什么非得你们那么多人同意！"想到这儿，我对小封说：“是啊！主席有他的难处。哎，小封，我们大家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高兴点儿。"小封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你有吗？”我一边思索一边说：“你们同汪部长商量一下，行的话，明天叫下边准备点儿文艺节目或晚会，再加点小节目怎么样？”小封说：“这倒也是个办法，等明天我汇报一下再说。"说完，小封站起来回车厢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把准备工作做好后，站在乘务室门口向走廊巡视，只见卫士张仙鹏去洗脸间给毛主席准备洗漱用具，不一会儿又进了他的包房。20来分钟后，卫士张仙鹏扶着毛主席来到客厅。坐下后，我迎上前去问：“主席，您休息好了吗？”他说：“还可以。”接着又问我：“你睡觉没有？”我说：“睡觉啦，我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大家都说我是个睡觉迷。”他说：“那就好，比我强，我睡觉是个大问题，有时吃安眠药都不管用。”我说：“主席，您操劳的事太多，应该劳逸结合才是。”他微笑着说：“看来我是要听你的喽。"我说：“我讲的对就应当听我的。”

    这时，他示意我坐下。我坐在他对面的小沙发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还小，社会发展是千变万化的，要学会看问题，发现问题，处理问题，适应新的情况，就必须学习。还要学会做一个无名英雄，百年之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你，想起你为他们做出的那些好事，你说对吗？”我非常认真地听着他给我讲的每一句话。一边思索：主席的这些谆谆教导，对我来说当然是终身受益。但毛主席是在有意教导我，还是有感而发呢？他像慈父在给自己的儿女们唠叨家常。神情是那样平静，丝毫也看不出他昨天晚上那气乎乎的样子。昨天“肚子都气大了"的毛主席，今天起床后的神情又如此平静，肯定昨天晚上他又失眠了，他在梳理自己的情绪。他老人家对我讲的这些话，是在劝说安慰自己，还是回首人生告诫后人？直到今天，我都不能深刻理解他的深刻含义。我只觉得：他的感情生活有时好苦。他曾给身边的卫士讲：“老百姓的事有人管，我的事给谁说呀！"现在，他心里又想什么呢？寂寞、痛苦难道不是也折磨着他吗？可是，他却无人诉说，因为他身处在中国的最高层。我想，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毛主席当时不只是单纯教育我怎样做人，也是在和一个不大懂世事的孩子一吐心中的思绪。大概伟人也需要向常人倾诉心声、交流感情，甚至更多的时候，伟人要比一般人孤独得多呀！

    当时，我恭恭敬敬地坐在小沙发上。专注的听毛主席讲着。这时，主席停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看他喝茶时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思绪还停留在刚才讲话的内容。就对毛主席说：“主席，我虽然现在还小，以后会长大的。也会成熟起来的。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教导：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得失，不计报酬，心甘情愿地做一头人民的老黄牛。“毛主席听着我这些近似宣誓似的话语，微微的笑了笑，我看主席笑了，以为他不理解我，又急切地解释：“主席，我属牛，出身很苦，是在苦水中长大的。自然不怕吃苦啦。”我说的非常认真，也非常动情，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老人家看一看，手也不由得比划开了。毛主席看着我这样子，笑着用手指着我说：“行了，行啦。这就对了。我相信你今后会这样做的。"我当时真感觉非常高兴。

    50多年过去了，毛主席的这些话语，向铿锵有力的专列行进声，经常回响在我耳边。不论工作上遇到多大困难，我没有屈服过，不论生活道路多么艰辛坎坷，我都挺过来了。当年的小鬼，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教导和期望，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始终默默无闻的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