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我这一生的最大幸福

　　中红网：你这一生，先后经历了板门店谈判、万隆会议、驻非洲和联合国的摄影记者、中南海专职摄影师等重要经历，接触过许多重大事件决策者和外国元首。请问，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段经历，在你这一生中处于什么地位？
　　钱嗣杰：我在主席身边的这6年，是我这一生中工作最紧张、最繁忙的时期。毛主席的生活、工作习惯不同常人，常常是从下午开始学习和工作，晚上通宵达旦，连续工作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时，第二天上午休息，这使得很多刚到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颇有些吃不消。然而，我坚持下来了。那真是一点不比战场轻松。战场还有停战或间歇的时刻，而毛主席的工作是全天候的，甚至我星期天外出，也必须和中南海交待清楚去向，以便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找到我。

1966年春夏视察大江南北期间，毛主席与专列随行人员在天津合影。前排坐者第一人为张玉凤，第二人为吴连登。（新华社高级记者钱嗣杰摄，钱嗣杰供照）

　　中红网：你多年采访中央领导，为他们做专职摄影师，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和体会？
　　钱嗣杰：我们作为采访中央首长的摄影记者，首先在思想上、作风上要过硬。主席的行动是高度保密的，常常是临行前两、三分钟才通知我。为此，我千方百计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后来只需一分钟就可随时动身，器材更是则万无一失。为了做到随叫随到，平时总是机器不离身，就连散步也随身带着。
　　其次，技术上也要过关。因为拍中央领导同志，必须要有绝对的把握。然而，当时的设备却相当落后，不仅没有变焦镜头，连广角镜头都没有。为了保证拍摄的照片质量，我就想了很多办法。如准备了两套设备，用大相机拍完后再用小相机补拍两张。这种机器拍的时候特别费事。当时都用闪光灯泡，照一张照片，先要摇片子，然后把灯泡拿下来，揣在兜里，再拿出来一个新的上好，这几秒钟就过去了。所以，动作要快，赶紧把握时机。我们那时拍照就提出“一张主义”，这一张必须绝对保证质量。否则，你再换一个灯泡，几秒钟过去了，握手已经完了，拍不上了。那时候，我们背着的大头的闪光灯，又重又大，一背就是好几公斤。那个闪光灯箱都能放脚底下踩着当脚垫用，你看机器有多笨多重！后来不用灯泡了，有闪光灯了，背上那个就已经很高兴了，因为闪光灯变得小了点。再后来，闪光灯安到照相机上边了，那就更高兴了。现在数码的就更好了，一下子来个十张二十张的，还可以连拍。现在科技发达，镜头也多了。我们解放战争的时候，有个100毫米的长镜头也好啊，可惜没有，就是普通相机。假如那时候有一个长镜头，在战场上得多拍多少东西呀！这样，我们就硬是用这种很原始很落后的老式相机，为毛主席拍下了畅游长江，接见红卫兵等珍贵的照片。
　　现在，一些年轻人拍出来的东西确实好，这次奥运会拍出来的很多照片，我就非常欣赏。年轻人敢创新，有新思维，所以很多好照片都产生在年轻一代的摄影记者手里。电视、电影里也都有很多好作品。
　　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我感觉这是一生的荣幸。

1966年，毛主席与钱嗣杰合影（钱嗣杰供照）

　　中红网：你觉得采访毛主席非常幸福？
　　钱嗣杰：对，当时新华社派我到主席身边，做主席的专职摄影记者，是我一生的荣幸，也可以说是新华社记者的光荣，中国摄影记者的光荣。我是搞摄影的，但就我个人来说很一般，是大家派我去的，是人民派我去的。去了，就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宣传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到主席身边以后，从1964年到1969年，各方面工作都是兢兢业业的，不敢有一丝马虎。对主席活动的采访丝毫不敢麻痹。因为你是新华社的记者，今天主席有活动，明天人民日报头条就留出版面来了。在这中间不能有一点马虎、一点麻痹。照片拍坏了，第二天见不了报，这个责任就大了，不是我检讨，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检讨。所以，对主席形象的报道，在新华社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主席的报道国内报刊用，国外报刊也用，每一个活动意义都非常重大。
　　中红网：谢谢钱老接受我们的采访，使我们受益匪浅。
　　钱嗣杰：祝中国红色旅游网越办越好！

钱嗣杰在家中接受中红网总编江山的采访。（中红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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