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文艺界掀起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热潮。周恩来十分注重这些为国庆赶出来的作品，对送上来的作品亲自过目，当他看了《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后，对当时电影界存在的政治口号太多、缺少电影的美感和轻松愉快的状况很不满意。他将文化部部长夏衍找来说:“你不久前不是去过云南大理吗？是否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夏衍说:“我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但可以推荐一个人来写。”周总理说:“那好，你就赶快抓紧干吧。”

　　夏衍要推荐的那个人就是季康。不久，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根据夏衍的指示将季康、公浦夫妇叫到昆明，在作了一番简短的说明后，对他俩说:“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赶快编个故事，要是编不出来，国庆就赶不上了。”

　　“一个礼拜？这么短时间能写出来吗？”季康听了有些急了。好在她和丈夫早在1955年曾经去过大理，赶过三月街，对三月街的赛马和其他风俗很熟悉，两人便决定用赛马作为电影的开场戏，并以此为基础铺开构想，不到一周便写就了电影《十二朵金花》的提纲。

　　4月中旬，季康赴北京写稿，公浦则到大理进一步搜集创作素材。季康花了两天两夜便写就了剧本《七朵金花》的初稿，当她写完最后一个字，连在农村改造时沾满了泥的鞋都顾不上脱，倒头便睡着了。

　　剧本交到夏衍那里，夏衍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就某些故事情节及艺术表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对季康说:“这个剧本可以拍3部电影了，一部电影只有105分钟，你应该心中有数，剧本拍成电影还得花大力气改编。”季康于是又对剧本进行了大幅修改，把原来“七朵金花”改为“五朵金花”，减去了“水库上的金花”和“采茶金花”。夏衍看了修改后的本子很是满意。不久，《五朵金花》的剧本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并获得了好评。

　　剧本出来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导、怎么拍了。中宣部和文化部对全国知名导演进行了一番筛选后，将执导《五朵金花》的任务交给了长影导演王家乙。夏衍再三叮嘱王家乙:“不要搞政治口号，要表现出山河美、人情美，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好！”

　　王家乙立即找来了剧本，看完后觉得这个剧本与拍电影还有很大的距离。为慎重起见，王家乙又带着作者季康及作曲家雷振邦一行五人来到大理看外景。在大理古城住了四五天，王家乙却怎么也找不到拍电影的感觉。眼看自己的心血面临失败，季康感到有些伤心。作曲家雷振邦心里也很有些舍不得。作为一名作曲家，雷振邦听过不少少数民族的山歌，也创作过不少这方面的歌曲。他问季康:“能不能把对话改成对歌？”

　　季康一听精神一振，说:“可以啊！”并即兴朗诵了一首“阳雀飞过高山顶，留下一串响铃声……”。

　　雷振邦一听也高兴了:“太好了，真是太优美了，你怎么写得这么好，平时是不是也写诗啊？”

　　季康说:“我虽是写小说的，但也很喜欢写诗。”

　　王家乙听了季康的朗诵:情绪也一下子上来了，说:“好，好，就按这个调子写。”

　　“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季康思如泉涌，一口气写完了《五朵金花》中所有歌词，雷振邦又花几天功夫为歌词谱好了曲。听到他俩的试唱，王家乙乐得嘴都合不拢了。眼看快蔫了的《五朵金花》因“对歌”的滋润而重发生机，最高兴的莫过于作者季康了。

　　剧本定稿后，王家乙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选演员了。《五朵金花》尽管是中宣部、文化部点名拍摄的，但云南省并没有放手。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长的袁勃对王家乙说:“这部片子要宣传云南、大理，所有演员必须要云南人。”王家乙带着一班人马在云南到处挑演员。不久，“四朵金花”便都名花有主了，男主角人选也选定了莫梓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