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叔同八婶的苦处已算受尽”

　　周贻奎和周恩来父亲周劭纲为同胞弟兄，周恩来称贻奎为八叔。周恩来从一出世就和八叔周贻奎和八婶母生活在一个大宅院里，后来随嗣母陈氏到了宝应、清江浦等地。
　　1907年周恩来的两个母亲相继去世，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叔、八婶一起生活。周贻奎与夫人杨氏带着儿子恩硕、侄儿恩来、恩溥、恩寿一家六口，生活十分艰难。有时四兄长周贻赓从外地寄点钱回来，有时杨氏和周恩来一起跑当铺典当衣物，将房子押给人家，以维持那半饥半饱的生活。
　　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的日记中写道：
　　“这几年来八叔同八婶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别的地方去要。”
　　疾病和饥饿逼得八叔年仅41岁就离开了人世，八婶顽强地度过了将近一生的灾难生活，古稀之年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勤之一字岂可忽而视之”

　　1908年秋冬之交，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重新回到淮安那个破败的老家。在老家里，大多数男人都外出谋生，只剩下残疾的八叔贻奎和八婶杨氏以及幼子恩硕三人。此时突然变成了六口之家，只能由八婶杨氏领头支撑着，十岁的恩来成了家里唯一一个“要紧的男子”了。
　　生活极其艰难，周家没有土地，只有住房，有时还要抵押部分出去，有时四伯父（周贻赓）寄些钱回来，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借贷无门时，就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当铺去典当。生活的担子，沉重得几乎不是童年周恩来所能承受得了的。但他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并承担。从小经历的艰难生活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对封建家庭和习俗的强烈憎恨。
　　周恩来正是在家庭衰败，备受人情冷漠的困境中，得到了龚荫荪新思潮的传播，而使他萌生了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新思想。1909年秋天，龚家被抄家封门，少年周恩来在故乡失去最后一个“乐园”。
　　回顾周恩来的童年，思想是痛苦的，生活是艰苦的，学习是刻苦的。
　　1910年春天，周恩来的三伯父周贻谦受四弟周贻赓的委托，将大鸾引领到东北。东北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民族存亡匹夫有责，他一边读书，一边关心时事。从高老师处借到邹容的《革命军》看。邹容在《革命军》中疾呼：“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革命者，除奴隶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