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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中华之崛起而生”——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访谈录 |
2008-02-26 18:18:02 |
来源：大众日报 |
作者：逄春阶 王红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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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里呼吸新鲜空气，跟遛鸟的、打拳的，聊得很热闹。他为了了解北京的公共汽车运营情况，还自己买票坐公共汽车。
记：真正是跟百姓打成一片了。
周：他自己不搞特殊，更进一步的是不准自己的亲属搞特殊。他要求我们不要在外面宣扬跟他的关系，更不能享受他的待遇，譬如不能够汽车接送，除了开学时因为行李太多送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没送过。
弟弟三年级那个寒假，别人要么已放假回家，要么被家里人接走，只有弟弟、妹妹还呆在学校没人接。妹妹急了，哭着找哥哥。哥哥就写了封“中南海邓颖超收”的信，信里说“已经放假了，因为有行李，请派车来接。”
结果下午卫士叔叔就来了，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卫士招了两辆三轮，一辆拉兄妹俩，一辆拉行李，把他们接回家。回去后，伯母忙着先抱歉，说怎么把放假的日子都忘了，紧接着就是教育，说你还口气不小，竟然让派车子去接你们，“这是不可能的，汽车是工作上用的，不是给你们用的。”
记：周总理对你们的要求够严的。
周：他最忌讳的就是我们靠他的关系走后门。我丈夫是沈钧儒的孙子，而著名记者范长江是沈钧儒的女婿，娶的是我丈夫的姑姑沈谱。“文革”中，范长江被关牛棚，姑姑让我带封信给伯父，我说我不敢带呀，伯父最反对这种事，要是走关系，本来该办的事都不给办。1967年，伯父知道这件事，就说：你没白当我十几年侄女。
既愧疚又景仰伯父
记：对伯父的严格要求，您是不是当时也有些不理解？
周：当时，也理解。因为我们知道伯父的做人原则。最深刻的印象是对我父亲工作的安排问题。那时候我们刚刚进城，父亲40多岁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伯父让他到华东革命大学学习后，再由组织进行分配。在分配时，伯伯就跟我父亲的组织领导说：“给他的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
这句话的“后果”就是，由于父亲职务低分配的房子小，我们家孩子多，房子小就没地方住了，所以我们三个大点的孩子就到了伯父西花厅的一间小房子里，有时候还来些烈士的子弟，也都在那一间房子里挤着。
我父母的工资低，但孩子多、负担重，伯父就用自己的工资来给我们家做补贴。上世纪50年代末，我父亲的胃病越来越厉害，无法正常上班。领导便照顾给安排了一个内务部参事的工作。伯父知道后，曾在会上提到这件事，“周某人的弟弟……，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1963年一次会议后，伯父跟父亲的领导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父亲提前退了休，退休后工资又降低了，而父亲有病又需要加强营养，伯父就从他本来给我们的补助费中又增加了数量作为我们家的补贴。
记：他用自己的钱照顾弟弟一家。
周：从上世纪50年代初实行工资制开始，一直到1968年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了工作，这十几年我都要从伯父的卫士长成元功手中领钱后拿给妈妈。当时，我并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而且内心里觉得伯父是高级干部，钱肯定多，拿就拿了呗。但在他去世后，我从他的卫士长、卫士们的回忆中，知道了他的实际工资收入，我发现这么多年来从他那儿拿到的补助费，占了他自己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到了一半，我当时是既惊愕又愧疚。
这么多年，他的生活是极为简朴的，衣服补了又补、鞋袜也是补了又补，外面的衣服看着穿得很笔挺，但里边的衣服特别简朴。因此，我就想：那时候我们用了他那么多的钱，真是不懂事啊。我心里特别愧疚，同时又增加了对他的景仰之情，我觉得伯父实在是了不起啊！
伯父的工资收入不仅帮助亲戚，还有朋友、工作人员以及老部下。而伯母也很支持自己的丈夫。
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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