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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周恩来总理对我的教诲 |
2008-02-21 10:18:29 |
来源：人民政协报 |
作者：康岱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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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计划，于1941年考上了成都光华大学经济系。
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员。6月中旬，我被捕了。在狱中我按照周副主席的叮嘱，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经家里的亲戚营救，我被保释。
这一年的冬天，突然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赶快进城，准备送我去延安。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城里的家，并准备很快回延安。我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我的处境不好，有可能再次被捕。我将很快回延安，请双亲放心。回到延安后，我详细地写了在狱中的经过和在出狱后的对敌斗争情况报告。先由原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和我谈话，进行审查，周副主席在百忙中又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以陈潭秋烈士的牺牲为例，深刻地阐述了共产党员威武不屈的节操。
做于右任先生的工作
我家的人都知道于右任先生一向对国民党上层争权夺利、贪污腐化是很不满意的。他任监察院院长多年，有意做一些澄清吏治的工作，一直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抗战期间，于右任长期在我家居住，有一天他突然离开我们重庆的家，迁居成都，住在一个陕西同乡家里。后来我才知道，在上世纪40年代初，监察院揭发出了一件很大的贪污案，被弹劾的人涉及蒋介石身边的要员。于先生坚持执行监察权力进行弹劾，而蒋介石执意庇护。于是于先生愤而辞职，离开重庆迁居成都。周副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嘱咐于的女婿屈武代表他前去慰问，并要屈武去成都陪伴和照顾老人的生活，帮助老人解除一些心理上的苦闷。周副主席嘱咐屈武对于先生说，他的这一举动大得人心，请于老先生不要悲观。
解放前夕，于老先生被胁迫去了台湾。他一直怀念着祖国大陆，眷恋着家乡的亲人。1961年3月，章士钊先生写信向周总理反映，香港有位吴先生传来有关于右任的消息，于右任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一点，我十分伤心。”周总理得知后，嘱咐屈武以女婿的名义为于老夫人做寿。屈武携儿子屈北大、儿媳梅汶君和于老先生的外甥周伯敏等同赴西安，所有于老先生在西安的故旧、陕西知名人士和省委统战部负责人共二十余人，设宴为于老夫人祝寿。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庆的气氛。
过后，屈武在写给于老先生的信中，谈到了鲜为人知而于老先生知道的周总理的别名，连同祝寿场面的照片等，由香港的吴先生转交给于老先生。后来吴先生在写给屈武的信中说:“于先生收到我的信和照片等，高兴到了极点，真是喜出望外。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他非常地感动。他要我告诉你，向周总理表达他诚挚的谢意。”屈武向周总理报告了来信的内容后，总理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记得上世纪40年代，有一次我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谈起新认识的一个出身显赫的留美学生，据了解他还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周副主席说:“和各界人士交往是在国统区的一种必要的特殊方式，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友谊，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促进工作……”通过周恩来同志的教诲，我更深地理解了做统战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的真谛。
解放后，陪周总理去南方
解放后，我调到外交部工作。1961年4月初的一天，外交部办公厅通知我到章汉夫副部长办公室去。汉夫同志对我说，总理要到外地去，由于他刚动完手术，医生不让他参加更多的活动，让我一路上照应总理，设法让他多休息。我们乘的专列在武汉停留几天后，4月9日到达了广西凭祥。到达的当天，总理便就有关老挝问题同越南领导人会谈。下午4点多钟，总理要张茜和我送胡志明主席乘车“出关”。胡主席坐在轿车后座中间，张茜和我一左一右坐在他两旁。在驶向友谊关的路上，胡主席左手拿着一个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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