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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周恩来总理对我的教诲 |
2008-02-21 10:18:29 |
来源：人民政协报 |
作者：康岱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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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他对我的谆谆教导和人格魅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我出身于一个四川的资产阶级家庭，抗战初期，在学校党组织的影响和教育下，我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1938年夏天，经组织同意，我不顾家庭反对，偷偷离开家，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我先后在抗大、中央党校和延安女大锻炼、学习。由于不愿意让家里人找到我，我将名字改成了岱沙，连姓也不用了。
1939年夏季，指导员找到我说，有一位首长要见你。当时我就紧张起来了，怎么会有首长要见我呢？带着几分疑惑，我来到女大校门外的延河边。经介绍我才知道，来的人是邓颖超大姐。她拉着我的手，在延河边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慢慢地我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邓大姐听到我和家里闹僵来到延安的事情后说，你走后，你母亲因为牵挂你生病卧床，你父亲托恩来同志把你送回去，你看怎么办好？我说:我想到前方去抗战，不想回四川。大姐又说:你留在延安学习、工作或到前方去都很好，但你想想你回四川工作不是更具备有利条件吗？大姐又给我讲了许多道理，临走时又嘱咐我要同家里建立通讯联系。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特别是陪都重庆云集了国民党大批党、政、军要员、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金融大亨和大资本家等。我家是四川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父辈四人均留学日本。大伯父康心孚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并在北大任过教授，当时和李大钊很要好。二伯父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曾被称为四川金融巨子，是当时的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我父亲康心之主持银行、矿山、地产以及出资办《国民公报》等。父亲交游甚广，社会关系也很复杂。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元老常年住在我家，周恩来同志间或到我家去探望于先生和邵先生。1941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就是在我家成立的。当时我家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个点。我的叔父康心远擅长经商，经营银行和桐油、猪鬃等出口业务。我婶母王棣华是邓大姐在天津河北女师的同窗好友。
组织决定我随周恩来同志回重庆
1940年春的一天，接到通知让我去见周副主席。我走在去杨家岭的路上，一面走一面想，反正我已经同父亲谈崩了，最好争取不回家。到了周副主席的驻地，很快就进入了谈话的主题。周副主席问:你学过统战课吗？国统区工作很重要，组织上决定你回去，是对你的信任。我说:我非常厌恶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憎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不愿意回四川，我要到前方去。他耐心地开导我说:做一个剥削阶级家庭的叛逆者诚然可贵，但既然革命，就要服从革命需要。何况你回重庆有着良好的条件，在那个环境里锻炼不也是很重要的吗？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要重视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带给你的影响。但反过来说，这样的环境也能使你更加自觉地加强锻炼、改造世界观，这不是很好吗？周恩来同志通过讲道理说服了我，我终于同意回到重庆工作了。
回到重庆后，我先在红岩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休整了两三天，周副主席抽出时间帮助我对家里的主要成员、重要社会关系、以及某些统战对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教我如何区别地对待工作。他还特别叮嘱我，不能向任何人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甚至包括我的父母，如果一旦暴露，就会产生无穷的问题。他说:这次你回去，可以争取你父亲送你到美国读书。不行的话就争取考上国内的大学。
两天后，我穿着办事处为我赶制的旗袍，由周总理和邓大姐亲自把我送回家，交给我父母。他同我父母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由于父亲当时对我尚待“观察”，没有同意我去美国留学。不久，父亲就任省粮食局和粮食储运局局长，带着全家迁到成都。我按照周副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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