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兵变

　　1926年5月我加入共青团，1928年4月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我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我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
　　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是反对冯玉祥的旧部，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对我们有所同情。我党利用王的关系派进去一些人进行活动。我到该部时省委已经派了李秉荣、李特生等党员在那里。我们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推定在三团任团副的李秉荣作组长。为了便于工作，我们决定下到连里去，团副李秉荣作三连连副，营书记李特生当二连文书，我做二连见习官，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
　　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生活十分困苦，杂牌部队中装备、服装和生活更差。我们的工作方针就是：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们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挤红军的口号，成立红军之友社。半年后在二营各连建立了支部，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并建立了营委，选我为书记。
　　1931年春，骑兵旅进行反陇东军阀陈珪璋的战争。同年夏末，该旅旅长苏雨生叛变杨虎城，杨虎城派兵围攻彬县。我当即决定脱离苏雨生继续留在杨虎城部，被编入补充二团一营，为了利用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我们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
　　1931年秋，陕西省委派焦维炽来巡视工作，商量举行兵变。我们估计到自己力量太小，兵变后打不出去而作罢。这年冬天，部队开驻凤翔，这时我任二连特务长，党内继任营委书记。在部队攻打进占陇南几个县的川军后，即驻防凤县和两当。这时省委派李杰夫巡视工作，又力主兵变，因条件尚未具备，我们没有执行。此后进行了很多的兵运斗争，情绪非常高涨，要求杀死官长等。兵变条件成熟，即在省委来的刘林圃领导下，于1932年3月在两当举行了兵变。
　　兵变后，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许天杰，我任队委书记。部队准备到麟游打游击，向北且战且走，历尽艰辛。到麟游后仍不能休息，部分同志发生动摇，企图依存刘文伯休息整顿。最后决定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与陕甘游击队汇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到三原武字区去与农民配合行动。5月，刘志丹奉省委指示，带陕甘游击队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我们。当我们向他们靠拢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到土匪头子王结子的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兵变失败。
　　两当兵变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变失败的教训是：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在紧要关头其破坏作用很大；四是旗帜不鲜明，兵变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第一次见到刘志丹

　　两当兵变失败后，我秘密回到家乡富平。1932年7月间，在富平县城碰见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即陈建中），接上组织关系。程要我到耀县去找陕甘游击队。当晚我就经三原武字区的长坳到了耀县杨柳坪找到陕甘游击队。
　　当时陕甘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三支队长，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一见面，刘志丹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因两当兵变失败，心情沉重，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干革命不能怕失败。他亲切地告诉我：“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