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厅和后来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由于有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声望，由于坚持了既与国民党合作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方针，成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包括国民党员和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机构，成了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中坚。

　　1938年2月，胡风曾说，“中国现在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然而斗争需要鲁迅的继承者。郭沫若在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就以及他在北伐战争和抗战初期表现出的革命和爱国精神，使他在文化界和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并由中共中央在1938年夏作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通过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他的戏剧创作、史学研究，在事实上也确立起了文化界的领袖地位。

　　毋庸置疑，郭沫若“功在社稷，名满寰区”，成为文化界的领袖，其中也有周恩来的心血和贡献。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曾激动地说：“恩来同志是我的领导，我参加革命的最早领导人，大革命的时候是他引导我参加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抗日战争时，他领导我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为党作宣传工作，　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恩来同志的领导和帮助，我不能作出什么成绩的。”

　　二、同引曹植《七步诗》

　　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的伏击，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周恩来义愤填膺，题诗一首：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郭沫若多次向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朗诵这首诗，往往声泪俱下。他挥毫作《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

　　“危局纵教如累卵，还须群力共撑支。
　　王尊且勉叱驱志，郭太难忘党锢悲。
　　风雨今宵添热泪，山川何日得清时?
　　怅望江南余隐痛，为谁三复豆萁诗?
　　怒问苍苍果胡然？莫须有狱出连绵!
　　伤心已见兰成艾，谗口竟教矩化圆。
　　已兆分崩同往日，侈言胜利在今年。
　　谁欺只自欺天耳！那有蘧真个妍?”

　　郭沫若和周恩来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诗都运用曹植《七步诗》关于兄弟相残的典故，无情地鞭挞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破坏抗日，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可耻行为。

　　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在周恩来领导下许多进步文化人士陆续撤离重庆，郭沫若、阳翰笙等仍坚持留在重庆。

　　10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到郭沫若家，提议由文艺界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郭沫若最初没有完全理解周恩来的意思，当即谦辞。周恩来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1月16日早晨，《新华日报》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周恩来为特刊题写刊头，并写了代论:《我要说的话》。郭沫若翻开报纸，映入眼帘的是周恩来那一句句、一段段恳切的言词: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　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接着，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