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之初，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郭沫若同董必武、陈云、黄炎培任副总理。当时，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即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相当于政务院的3个分院。郭沫若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主任，是周恩来管理文化教育工作的主要助手。而周恩来和郭沫若的相识相交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

　　一、一副悼父赞子联

　　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先生病逝。10月，郭沫若营葬父亲并举行家祭，作《祭父文》。当时，郭氏兄弟收到军政要员、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送来的挽联和挽幛共三百多副。周恩来送的挽联是：

　　“功在社稷，名满寰区，当代文人称哲嗣；
　　我游外邦，公归上界，遥瞻祖国吊英灵。”

　　这副挽联，既表达了对郭朝沛先生的沉痛悼念，又对郭沫若作了高度的评价。“哲嗣”是对别人儿子的敬语。周恩来盛赞郭朝沛之子郭沫若“功在社稷，名满寰区”。当时，周恩来正在苏联治伤，故联中又有“我游外邦”、“遥瞻祖国”之语。

　　郭沫若长周恩来六岁。

　　1926年5月间，周恩来去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讲演，郭沫若去听讲演，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真正相识是这年6月，郭沫若在阳翰笙、李—氓陪同下到周恩来住处商定郭沫若参加北伐之事。从此，周恩来和郭沫若结下了50年的深情厚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天，郭沫若在李一氓住处向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直接指挥在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的严重情况;劝说周恩来从速离开上海。并提出:“上海现在不行了，我想回武汉组织力量讨伐蒋介石。”周恩来立即指出：“你的意见很好，尽快走吧。”他联系到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发生的类似郭沫若反映的情况，会同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共同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蒋氏之叛迹如此”，“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否则，“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郭沫若和周恩来的看法是一致的，并为尔后革命进程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们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接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八一南昌起义，郭沫若积极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汕头军事失利后，郭沫若去了香港，不久又秘密回到上海，周恩来拟安排郭沫若全家去苏联，后因郭患了一场大病误了船期而未去成。不久，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去了日本。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郭沫若“别妇抛雏”，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救国战争之中。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蒋介石迫于形势，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拟由郭沫若任厅长。郭沫若开始不愿意担任三厅厅长职，他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而且“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的。对此，周恩来晓之以三厅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并要阳翰笙劝慰郭沫若，不能以清高思想对待第三厅，这是个政权组织，作用不能低估，我们不是去做官，而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既要有热情，又要保持清醒和警惕。周恩来一边做郭沫若的思想工作，一边向国民党当局办交涉，争取较好的工作条件。1938年2月17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在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