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他组建的山西新军等,在抗日战争与反阎斗争中,功不可没。所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他很器重,认为他少年英俊,有培养前途,在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提名他做中央委员(原候选人名单上,薄是候补委员)。党中央迁到北平后,又要他列席书记处会议,参加书记处工作。如1949年7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新政协党组干事会,一波同志被指定为干事会成员,和陈云同志共同负责联系财经方面的中共党员。1951年12月5日,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下列委员会:中央复员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中央节约委员会,书记薄一波……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主任朱德……中央还指派他去上海检查“三反”、“五反”工作,去广东处理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等等。这都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是有意识地培养他挑重担的。一波同志也兢兢业业地工作,真像一位劳动英雄说的“小车不倒尽管推”了。
但是,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一波同志栽了一个跟头。此后毛泽东尽管说“解除了对他的误会”,仍然给他重要的工作,但再也没有昔日的“红火”。在“文革”中,薄一波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家破人亡。
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前,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实行新的修正税制,事前的工作没有做到家,引起市场物价上涨,人心波动。一波同志作为财政部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他说的“公私(经济)一律平等纳税”那句话,被毛泽东揪住,把它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党内分散主义的表现。还说薄一波是被资产阶级精神上的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人之一。
毛泽东批判薄一波同志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毛泽东说,党的决议上说,资本主义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把这句话去掉“纳税”二字,绝非疏忽!),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
我们不应忘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1949年3月召开的,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经济政策(第26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共同纲领》又提到,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第三十条)。按我的理解,对私营经济,“决议”突出的是限制,《共同纲领》则强调的是利用。两个文件出台的时间差只有半年,可以大胆地断言,人们对“决议”的精神还没有吃透,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要接受《共同纲领》这部“临时宪法”。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决议”,但《共同纲领》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全国社会贤达共同制订并通过了的,它也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
所以,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写的八条批语,条条都是“袒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需要的、有利的……当然,资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润,那是必需的。私营工商业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有广大的国营工商业,需要把这些企业搞好,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者,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是进步的,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其他则一般的应一视同仁……总的说来,这种政策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这个利是超过了资本家的利益……一视同仁,或是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分厚薄’。这个精神在《共同纲领》第26条中已经有了,即统筹兼顾。”
《共同纲领》要求鼓励私营经济经营的积极性,如何鼓励呢?对资本家的代表人物给以高官厚禄、给他们当政协委员,可以起鼓励作用,但这只能是少数,对绝大多数资本家则缺少实惠,他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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