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们这一代人都把它们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要后继有人,也要后继有林啊!我们要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接着他又说:“树木采伐后,森林更新必须跟上,人工育林与天然更新相结合,但要以人工育林为主。”
在住地,刘少奇应邀挥笔题词:“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在林区视察期间,有一次他在观看红旗油锯手孟昭贵伐木,看到大树一倒下,就要损伤许多小树木时,心疼地说:“要想办法尽可能使小树少受损失才好。在采伐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小树和幼苗,更要注意造林育林。要做到伐区不断更新不欠账,生长量要跟上采伐量,才能做到青山长绿,后继有林。”
他还详细地查看了伐木后留下的树桩,指着一个树桩说:“伐木时向根部多伐一公分,就可以生产许多木材。”同时他询问了伐木的技术问题。当听到有人说站着伐最省力、速度快,但浪费很大时,刘少奇说:“过去日本占领时期,对林区进行掠夺性采伐,只伐不育,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林业。我们国家的林业并不发达,从现在起必须狠抓这个问题。否则,过不了多少年,森林资源就要枯竭,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啊!在采伐的同时要造林、育林,这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我们力求处理好这个问题。现在伐木的许多工序还是手工作业,工人很辛苦,生产效率也低,以后要向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
通过视察,刘少奇了解到这个主要林产区的森林资源状况。并对我国林业的采伐与更新、木材的综合利用、工人生活区的建设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后来都由中央有关部门形成了政策性文件。
据王光美回忆,在历时近1个月的视察中,刘少奇克服种种困难,踏遍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的几个林区。刘少奇当时已60多岁,却精神饱满,有时一天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忍受长时间的的蚊叮虫咬。在他换下的被汗水、雨露湿透的衣衫上,常常带有斑斑血点。这是人民交给他的工作,为了工作流汗出血,他愿意。
今天,重睹刘少奇穿戴过的雨衣雨帽,回忆起他亲切的叮咛与嘱托……那一幕幕,山林不会忘记,兴安岭的人民更不会忘记。
回乡调查时乘坐的吉普车
这是一辆很普通的吉普车:型号为苏式嘎斯69,军绿色,长367厘米,宽175厘米,通高187厘米。该车原为中共湖南省委接待处用车,“文革”中由一造反派组织使用。车子损坏后,丢弃在中共湖南省委党校。1988年,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将该车捐赠给了刘少奇纪念馆。就是这辆普通的吉普车,曾经伴随着国家主席刘少奇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共产风“五风”错误,带来的不是一厢情愿的大发展,而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一降再降。加上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走出困境,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即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研究解决当时农村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会上,刘少奇针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村政策上出现的失误,指出:“我们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相当多的人吃了苦头,现在要引起注意,取得经验。”他强调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全党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并且身体力行。会后,他立即坐上了从广州到长沙的列车,4月1日回到湖南进行农村蹲点调查。这是中外历史上国家元首从未有过的长达44天的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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