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1/4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不过，每谈及此，彭真总是把它作为革命者难免经受的“炼狱”。有一次，他谈到在敌人的监狱里开展绝食斗争时，风趣地说：“当时，我的（肺）结核病和痢疾很严重，搞绝食斗争，我没有饿死，倒是把细菌给饿死了。”高墙挡不住他对读书的一贯酷爱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敌人的监狱里，他认真、系统地研究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文化大革命”中，他在丧失人身自由的处境下，仍然关心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历史的与现实的、正面的与反面的经验，又重新认真系统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无纸无笔难不住，他有自己的“创造”，红红绿绿的牙粉袋和画报纸被他撕成一条条、一块块，边读书、边思考，重要之处就用嚼烂的米饭粒粘上不同的记号，作为“批注”。对于彭真来说，无论多大的磨难、多大的冤屈，都动摇不了他的信仰和理想，都泯灭不了他对真理的追求。他说：“我是个乐天派，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看来天昏地暗、天塌地陷，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历史的长河里算得了什么呢？！”他追求真理、坚信革命成功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坚持原则
坚持原则，是彭真为党、为国、为民着想之“真”性情里的又一面。有时为了坚持原则，他会毫不留情面，显得不近人情。
有一年，彭真一行去房山云居寺看那里保存的石板经。临别时，云居寺的负责人请求彭真为寺院题词留念。彭真说：“你这里是寺庙，题什么词，我签个名吧！证明我来过就行了。”对方还是纠缠不休，非要彭真写上几句话。彭真就是不写，签完名站起来就往外走。这时，那人又拦住了彭真的去路，并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张郑板桥书写的“难得糊涂”的拓片送给彭真，并说这是他们珍藏的极品，一般是不送人的。不料，彭真非常恼火，一挥手就丢掉了那件拓片，并留下一句：“我是共产党员”，便上车走了。
在回京的路上，秘书和警卫人员等见彭真一直在生闷气，一言不发，也都不敢吭声。车快进城时，彭真才消了气。这时，他开始认真地给大家讲起郑板桥当初手书“难得糊涂”的用意。他说：“那是郑板桥在政治上不得志，又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而不满意，发牢骚。我们是共产党人，怎么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装糊涂呢？更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装糊涂，我虽年事已高，但并不糊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第一批被捕挨斗的就是“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当林彪、江青一伙对彭真进行狂风骤雨般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欲置彭真于死地而后快时，彭真并没有被吓倒，他坚决不承认林彪、江青妄加给他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坚信自己的言行是对得起党和人民的，是经得起现实和历史考验的。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大会上，彭真在暴力胁迫下，始终没有低下他那正气凛然的头。
1981年5月，重新出来工作的彭真在一次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提到“关于造反派”的问题，他说，（“造反派”）这个用语一般不要再用了。今后，除三中全会后中央文件、小平同志报告讲到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以外，一般不要再用“造反派”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习惯用语了。当年起来“造反”，是中央号召的，“造反派”的绝大多数是好人，是我们的干部、群众，其中很多当时不过是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现在，他们有包袱，一提到“造反派”，就感到灰溜溜的。今后不要再这样笼统讲了，因为实际情况早已变了，再这样讲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孤立坏人。对他们的一般错误，不要再追究。有严重错误的，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对极少数有罪行的，主要是当时的青少年，
|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