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1955年全国进行肃反运动，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运动中出现了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1956年3月，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提出，发现错案要坚决及时纠正。他说，不要认为有5%的错案不要紧，就是1%就不得了。在你看来是1%，对被冤枉的人来说就是100%，而且影响范围很大。彭真强调：“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好人。”
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彭真一直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他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到1958年秋，中央也开始察觉因违反客观规律而出现的各种问题。1958年11月25日，彭真在为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写的发刊词中，提出了一条极有针对性的指导思想：“用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 也就是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即用党和群众自觉的努力，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他说：“我们要改造现实，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可是我们却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断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我们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客观规律改造现实。”
从此，北京市委就按照这个方针进行检查和部署，要求自己，要求各方面的工作。大家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工作。一个当时在市委建工部工作过的人后来回忆说，在“大跃进”浮夸风刚刚刮起来的时候，建筑工人就不满地说：“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后来他们听到市委提出的这个方针时，马上就高兴地用他们的语言领会说：“这个标准就是要我们踮着脚够得着啊。”
1985年在经济体制改革讨论的热潮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与人大常委会一些负责人谈话时，要求大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强调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才能使思想混乱的情况得到改变，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人们的思想很活跃，但是也应该力求统一认识。办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彭真指出：“无论是批评和反批评，都要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是就是，非就非。是非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自以为是，更不能强词夺理。”
晚年，彭真经过精心整理修改，推出了一批书稿，如《彭真文选》、《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对这些文稿，他都是字斟句酌，反复核改。子女们为80多岁高龄的父亲废寝忘食伏案不休的精神所感动，继而心疼，便积极参与编稿，替父亲分担重任。在子女参加整理文选的工作期间，彭真一再谆谆告诫他们：“我过去的东西，有的可以不收，有的话可以删，但不能改、不能加，那是历史。《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序，里边有很多重要的新思想，那是因为宣言是历史文件，不能改，只能通过写序来做补充。”这些话，充分体现了他坦荡做人的原则与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1991年初，当《彭真文选》定稿时，他自我评价说：“我是做实际工作的，不是理论家。人们常说理论联系实际，我是实际联系理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就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它、解决它，处理完一件事，再去处理另一件事，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调查研究
1952年的春天，北京市委召开研究“三反”、“五反”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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