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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毛泽东心目中的王稼祥 |
2007-12-10 18:43:01 |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
作者：聂皖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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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药，既有特效，又无副作用”，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与党的批评。又说：“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的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地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若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王稼祥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是1945年4月22日写的。信中着重谈了检讨自己错误的一点经验，作为对前一封信的补述。“上次信中说到对党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应采取严肃的态度。”“严肃的态度就是先抛开一切荣誉、责任与舆论，先抛开自己的主观，来看问题的本质，来看客观。即：自己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点所主张所实行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有利于革命。”信中说：“对自己检讨之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过程，是我在病中长期回忆的一点经验，这对犯原则错误的同志去想问题，或者会有一点帮助。这对党检阅任何一个政策的经过，或者会有一点参考价值。”“党严肃地检讨过去历史问题，每个个人也应严肃地对待自己。”毛泽东接读王稼祥的这两封信后，甚为重视，于5月2日作出批示：“此两件请富春同志印发到会代表。”
但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落选了。七大在进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议程后，经各代表团的提名、酝酿、讨论和预选，王稼祥由七大主席团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七大代表总共实到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6月9日，七大举行第十九次会议，选举正式中央委员，王稼祥得204票，不足半数。
王稼祥的落选，无疑与他因病未能参加完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也未能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有关。代表们在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有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也有的代表对他写的两封信不满意，认为写得太简单，对他产生了误解。当然了解王稼祥的人也不少的，如陈毅当时在华中代表团讲到遵义会议时，把王稼祥比作楚汉之争中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也就是起了这样的作用，他那“一票”是举足轻重的。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感到意外，心里很不安！
6月10日，七大举行第二十次会议，当七大秘书长任弼时作关于正式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经过的报告、副秘书长李富春作关于正式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结果的报告后，毛泽东向全体代表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报告中专门有一个问题，是对王稼祥在正式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问题“要说几句话”。他说，王稼祥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但是他是有功劳的，并一件一件地列举了他的功劳。
毛泽东说，王稼祥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第一，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3个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党的领导一元化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说：“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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