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右一为王稼祥

1932年王稼祥第一次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布通令

1934-1935长征开始后，王稼祥、朱德、周恩来签发的部分命令

1935年遵义会议在此召开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中央为王稼祥同志

1939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题词

1939年王稼祥与朱仲丽在延安结婚

1940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1940年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上王稼祥在主席台讲话

1941年1月20日当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王稼祥

1941年由中央研究组副组长王稼祥草拟、组长毛泽东修改的《六大以来》

1943年7月王稼祥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王稼祥建议毛泽东定都北平

1949年王稼祥和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1950年斯大林、毛泽东等出席王稼祥举行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庆祝酒会

1951年，王稼祥同志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中共中央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

1956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与毛泽东、邓小平商讨工作

1959年毛泽东、刘少奇、王稼祥、邓小平外事活动后合影

1979年耿飚同志签署的为王稼祥同志平反的报告

1989年朱仲丽、习仲勋等同志出席王稼祥选集出版活动

1996年王稼祥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习仲勋题词勉励王稼祥外孙、外孙女继承红色传统

胡耀邦、王震等发表的纪念王稼祥的文章

    中红网北京2016年9月8日电（陈龙狮）9月9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驾鹤西去的第40个年头，我们在怀念毛主席的时候，自然想起长征时期的“新三人团”之一的王稼祥同志。是他在遵义会议上鼎力谏言，使毛泽东同志重掌了红军指挥权，“新三人团”终于战胜了“老三人团”；在延安时期，是他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从此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治军的理论法宝。

    王稼祥同志（1906年-1974年）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2016年是王稼祥诞辰110周年，中红网的陈龙狮建议王稼祥外孙女吴桐，希望再做一次“网络纪念专题”，让全球的网民缅怀王稼祥同志。为此，吴桐从外祖母留给她的传家宝中挑选了22张珍贵的独家照片，不少照片是第一次面世，非常具有革命文物的价值。

    王稼祥的外孙女吴桐告诉笔者：在她心目中的外祖父是一名时刻保持清醒的学者，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忠诚的党员干部，王家“诗礼传家”的家风对我的成长有着影响深远。

    王稼祥外孙儿孙亚也告知笔者：1970年，外祖父王稼祥因病回京休养，首先将他接回北京并安排上学；在外祖父病逝前，王稼祥建议我立志做个理工科的学者。后来，在外祖母朱仲丽的安排下我到美国学习核物理专业，回国后我参与西北的核工业建设工作。

    在王稼祥外孙女吴桐提供的老照片中，王稼祥同志“学者型领导干部”的特质尤为明显。下面我们就用图文形式回顾和纪念，王稼祥这位红色教授型的领导干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实践的精彩人生。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家庭经济殷实。他7岁时入本村小学校读书，在高年级就上英语课。小学毕业后，又在村里读了两年私塾，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书，又攻读《论语》、《孟子》等古经书，打下深厚的文化基础，树立起踏实做人的道德风尚。

    1922年，16岁的王稼祥离开家乡到南陵乐育学校上中学。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是学校的高材生。1924年毕业时，未经考试便升入芜湖市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学习。圣雅各中学是由美国传教士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实行的是奴化教育，因而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王稼祥在圣雅各中学读书时，不仅品学兼优，文化课程学得好，而且思想上要求进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几个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该校发动了爱国反帝学潮运动，他还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到省市教育局进行请愿，强烈要求收回办学权。由于王稼祥是爱国反帝学潮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因此，被学校当局除名，不准回校继续上学。

    1925年9月，王稼祥转到上海大学附中部继续读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10月，他被组织派去苏联留学，在那里学习了五年。经过刻苦学习，他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熟悉苏联情况，精通俄语，也懂英语，成为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杰出人才。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在苏联两所高等学府学习。他先在东方大学学习，后来又考进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1928年，王稼祥成为联共（布）候补党员，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回国后，他先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主编党的刊物《实话报》。

    1931年3月，他和任弼时等人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当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外交人民委员，也就是苏区政府外交部长。

    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受了重伤。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2月，他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并致开幕词。会上，他作了政治工作报告，强调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1934年10月，王稼祥带伤参加长征，随同中央红军，拔山涉水，爬雪山，过草地，跨越无人区，克服重重困难，冲破艰难险阻，经过11个省区，走完了两万五千里，便有世人广为流传的“担架上的阴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立场坚定，态度明确，积极发言，指出李德等人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给红军造成了极其重大的致命的损失，使长征处于极端困难境地，全军面临覆灭的危险。为了克服这种严重危机，挽救党挽救红军，他坚决要求毛泽东出来全面领导红军。在这场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斗争中，王稼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扭转了困难局面，使他成了召开遵义会议和在遵义会议上“立有大功的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后。为了使长征能够胜利前进，这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三人领导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同心协力，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使长征转危为安，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王稼祥全力协助毛泽东工作，给巩固和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并将延安建设成为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11月，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近一年。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9月，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对开好全会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在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王稼祥由于工作过分劳累，旧伤复发，脱离工作休养。

    1946年5月，他专程去苏联治病，一年后回到东北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出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并兼任东北局代理宣传部部长。在此期间，他为东北局起草了《城市工作大纲》，作为该局城市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东北全境解放后，王稼祥奉命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出席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王稼祥到达西柏坡，有一天，他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他们非常高兴，在谈过其他问题之后，主席又兴致勃勃地问到：“稼祥啊，你认为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应该建在哪里为好？”王稼祥听后，经过一番考虑，对西安、洛阳、南京、北平四大古都一一进行分析比较后，说：“主席，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该建在北平。”毛泽东听完他的分析意见之后，感到很满意，便欣然说：“稼祥，你的分析很好，和我想法一致。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恩来开展外交工作。接着，王稼祥以外交部副部长身份，出任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后，首要的中心工作任务是，具体安排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活动。毛泽东在苏访问期间，周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随后也赶赴莫斯科，和苏联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有关协定，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成为中苏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础。

    为了庆祝毛泽东访苏成功，王稼祥大使暨夫人朱仲丽举行了盛大的外交宴会。为了使斯大林能应邀出席这次宴会，王大使特意拜会了苏联第二号人莫洛托夫，经过积极交涉和全力争取，斯大林终于接受邀请，打破了历来不出席外国使节宴会的惯例，破天荒地第一次出席了王大使夫妇的外交宴会，给毛泽东访苏成功增加了特殊意义，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外交史上光辉的一页。

    1951年2月，王稼祥大使圆满完成在驻苏使馆的工作任务，奉调回国。接着，他又受命组建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担任第一任部长。同时，他还兼任中国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王稼祥把中联部的工作职能定位在“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助手和参谋”。他解释说：作为助手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认真完成中央提出的调研课题；作为参谋，要向中央提出政策性建议，要有独立思考、独立见解，可以提出同其他外事单位不同的看法。向中央提出政策性建议，必须提出两种方案，详细说明理由，同时写明我们倾向于哪一种方案，供中央决策考虑。在中央作出决策后，按中央方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