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其实，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赵炜不知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有时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那时候的周恩来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请客”，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总不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革命夫妻的爱情传奇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就穿长袍马褂、戴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这样说。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

　　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当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他们请了两桌客人，有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