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炜印象中的孙维世非常漂亮，和周恩来、邓颖超的感情也非常好。当孙维世决意嫁给金山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不是很同意，但也没有硬拦。不过在孙维世结婚时，周恩来特意让邓颖超带去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贺礼，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干爸的一番苦心。

　　众所周知，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总是忍不住跟赵炜念叨:“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大姐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大姐和总理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大姐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大家都在一旁看着笑。”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安宁而温暖的西花厅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在此生活了16年。

　　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每天早上6点睡觉，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以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的：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面包、果酱、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机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3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3个存折累计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