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们来到中南海，工作人员把我们迎进陈云同志生前居住的地方。会客厅里还保持着简朴的原貌，墙上挂着陈云82岁时书写的条幅“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是多做”。陈云的塑像被安放在大厅正中央，睿智而慈祥，让人一踏进这里就联想起这位老人不凡的一生。

　　落座，二女儿陈伟华微笑着迎了出来，“我挺普通的，不知说什么好”。朴实的语言和外表，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她指着墙上的条幅说，“这正是父亲的‘养生之道’。父亲身体一向不好，说自己是‘木炭汽车’，走走停停，有时还要有人推一推。”

　　1979年，陈云重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已是74岁，而上一次他在这个岗位上是1954年，前后相隔了25年。晚年的工作，正处在中国历史性的转折和现代化建设启动时期。从大局出发，陈云根据自己的身体，总结出这句名言，意思是“坚持量力而行地工作，坚持做认为最必要的工作。”他经常提醒比他年轻的中央领导同志，不要每天24小时连轴转，“开会不要开死人。”

　　陈云和妻子于若木有五个孩子，长女陈伟力、儿子陈元、女儿陈伟华、女儿陈伟兰和小儿子陈方。他们中有教师、有干部，也有企业家。虽然工作岗位各不相同，但都继承了父亲同一个特点――好学。直到退休，陈伟华仍默默耕耘在教师岗位上。对她来说，父亲既是慈父，更是良师。

　　父亲的“万分欢喜”

　　受前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的影响，陈伟华从小就向往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理想却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匆被实现了。

　　“文革”期间，陈云受到冲击，母亲于若木独自一人去了湖南“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分配到了外地，只有陈伟华和正上初中的弟弟留在北京。

　　1968年，高中毕业的陈伟华和其他同学一样，准备奔赴工作岗位。好不容易被分配到丰台区学校工作的陈伟华，却因为调阅档案时发现她就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的女儿，于是被退了回来。最后，陈伟华被分到北京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

　　怀柔，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陈伟华自然想去条件稍好的平原地区，可偏偏被安置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小学校里，窗子没有玻璃，黑板是泥灰抹成的，用得久了黑漆剥落，白花花的。

　　陈伟华回忆说，“文革”期间，父亲受冲击，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但这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父亲15岁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工，养成了一辈子爱读书的习惯，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在“文革”动荡中。

　　“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能清楚地看到他用不同颜色的笔留下的道道、杠杠、圈圈及批注。当时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处逆境，但看着这些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1970年12月，在怀柔农村任教的陈伟华给远在南昌的父亲写了封信，述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二女儿回信。他在信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他又教给女儿，怎样从《马恩全集》中找到必须看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封普通家信，却成了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

　　1971年4月，陈伟华才有机会到南昌去看望父亲。一天吃过晚饭，陈云把陈伟华叫到身边，“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你来回答。”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陈伟华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在读书中度过的。

　　“南昌的生活条件比北京差很远，春天刮起大风，温度很低。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11点以后。他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