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就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并采纳了胡适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办法。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重庆谈判后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

　　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说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

　　1927年以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关于国共两党内战，没有见到胡适对暴动的批评，但可以肯定，胡适是不会赞成武装斗争的。不过，在30年代中期，胡适在一些文章里对苏俄还不时给予赞美，直到1945年美苏勾结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暴露于世后，胡适才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有趣的倒是他对国民党不间断的批评，抨击国民党的专制。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统战策略。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是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左舜生等六人访问延安。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是年8月24日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非常不满，1949年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讲了出来。

　　毛泽东不再对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