缎库胡同8号

　　今年12月17日，恰逢胡适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胡适生于1891年，1962年逝世。他作为北京大学校长、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在北京居住的时间最长，将近20年之久，堪称半个北京人。“胡适”一名，也是在北京启用。

　　胡适于191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来到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参加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年初，该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发新文化运动之先声，被陈独秀誉为“今日中国之雷音”。

　　他在北京胡同居住的岁月里，开创了许多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一：第一个提倡“言之有物”的白话文写作、第一个出版白话文诗集（《尝试集》1920年出版）、第一个发表文学革命的宣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一个掀起研究国学的热潮——“整理国故”、第一个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十分有趣的是，他在京的故居都集中在中轴线两侧，并且都处在内城中心区域，是古都中轴历史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古迹”。他先是居住在南池子大街缎库胡同，后来移居钟鼓胡同、陟山门街、米粮库胡同和东厂胡同，总共留下五处故居。或许，他是故居在古都最多的近现代文化史上的文化名人之一吧。

　　1缎库胡同8号：“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

　　一场清新的冬雪为古都胡同洗尘，更为清新的文字能为历史除垢。

　　从东长安街北侧的街口，沿着南池子大街北行，不到百米就是街东侧的北湾子胡同，再往前行，不远，即到美丽、整洁、宁静的缎库胡同。

　　缎库胡同成名于清代乾隆时期，乃朝廷户部所属缎匹库旧址。它的北面是灯笼库胡同，库库相连，缎丽灯明。一折一折又一折的缎库胡同的格局，颇似鲁迅故居所处的八道湾胡同——一拐一拐又一拐。这条古色古香的“绸缎”凌空飞舞，行走者的脚步有点儿凌乱。

　　生怕自己查阅的文字资料有误，特意找到南池子社区居民委员会核实。

　　工作人员朗声回答：“没错。胡适故居是8号院。”

　　1920年，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曾经投寄一张明信片给胡适，所书地址就是缎库胡同这座住宅。

　　信中说：“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毛泽东寄。”

　　胡适比毛泽东年长两岁，两人在京有过一段交往。

　　就在缎库胡同这所故居，也是这样一个冬日的雪天吗？毛泽东曾经登门拜访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同是青年人，笔墨通有无。28岁的毛泽东拿来一篇稿件《湖南第一大学自修章程》，请30岁的胡适审定修改。因为，此文是在胡适讲演稿《一个自修大学》的基础上拟成。回湘后，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兴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一文。

　　关于两人在缎库胡同的会面，胡适在他晚年的日记中提及。

　　在缎库，胡适写成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此文，表达了作者所主张的中国现代文化人面对古老的传统文化、面对文化复兴伟大使命所要秉持的一种原则性的文化态度——即“评判的态度”。

　　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下好与不好。”

　　仔细数来，“评判的态度”具有三点要求：

　　首先，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其次，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

　　最后，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就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

　　胡适进而说道，德国哲学家尼采有言——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他认为，只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然后才能再造文明。

　　也是这个缎库胡同的故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胡适白话文诗集《尝试集》问世。

　　这本诗集风格内敛却横空出世，它是古老的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起点、宣言，是作者所一贯主张的“文学革命”的理论之实践，也是其“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的文字改革的开垦之犁铧。

　　那些指责其不够成熟的后世评论有欠公允，以“尝试”、探索为旨归遑论成熟？况且没有第一本白话诗集的“幼稚”，又哪来后继者若干白话诗集的“成熟”？的确不像有的晚辈诗人所说：“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尝试”中，绝不乏锦缎一般光滑、柔软、亮丽华贵且韧性长存的诗篇，如《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除此《蝴蝶》翩然有致，具有无尽的遐想空间以外，更有“四弦一声如裂帛”的《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团；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地球三千万转！”

    2钟鼓胡同14号：“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

钟鼓胡同14号

　　上世纪20年代初，胡适从缎库胡同搬出后，在北河沿大街钟鼓胡同14号寓居。小院落再普通不过，房屋八九间，月租也便宜，20块大洋。这里距离沙滩一带的北大红楼咫尺之遥，胡适教授上班十分便利。

　　钟鼓胡同，曾用名：钟鼓寺胡同，因明朝钟鼓司设立于此而得名。“寺”为“司”之讹传。胡适故居是一个民居院落，院内房屋拥挤。问一住户：“这里是胡适故居吗？”他的回答有些唐突却颇可理解：“还什么故居不故居，早变成乱七八糟了。”

　　暮鼓晨钟在这里敲响，1923年1月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尝试解说了国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再不能“儒书一尊”、“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再不能是“（近）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跳不出这个小小的圈子（三五部古书）。”

　　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不能“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学问的进步既需要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也需要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

　　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有了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

　　对当时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他不但不抱悲观，还抱有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未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他强调历史学家必备两种素质：一是精密的功力，二是高远的想象。前者用来搜求和评判史料，后者用以构造历史的系统。“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

　　3陟山门街6号：“把自己这块料铸造成器”

陟山门街

　　上世纪20年代中期，胡适入住陟山门街6号。

　　陟山门街不长，不过一二百米，略显弯曲。它东端接景山，西端系白塔，曾是明清时代的皇帝御道。现在这里店铺林立，游人众多，商品、食品货摊生意不错。

　　胡适从钟鼓胡同迁居至此，平民小院儿变成了贵胄公馆，居住条件上了一个档次。这6号官邸主人，乃民国时期在段祺瑞内阁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

　　在陟山门街拉大锯式地来回行走，就是总也寻不见6号。问保安、问清洁工、问附近邻居皆告“不知”。这是胡适在京五处故居中惟一寻不见实物的故居。好在这条始于元代的古街巷尚在，让人有故国神游的遐想。

　　胡适在此写过不少文章，较有影响的论文有“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此文针对梁启超将中西文化归结为“精神（中国文明）”与“物质（西方文明）”二元对立的观点，而发表其“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的看法。

　　恰逢《京报》副刊开展“青年必读书”专题讨论，他提出两个读书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这也是他的故居所在——“陟山门”的一种隐喻和启示吗，其名言人人知晓：“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他以教授身份勉励学子：

　　“报国的真正功夫，（在于）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

　　他强调，若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必先“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4米粮库胡同4号：“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

米粮库胡同4号

　　1930年底，胡适一家在地安门内西大街米粮库胡同4号安居。

　　这里南倚景山，北面靠近什刹海和钟鼓楼，却又闹中取静，是古都一方宝地。

　　上世纪30年代初的北平乃至全国，正在忙着“祭孔”、“读经”。对此，胡适很反感，撰写文章“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刊发于《现代评论》（1934年）。

　　他认为，无论“救国与复兴民族”，都需要“最高等的知识与最高等的技能”，但是仅靠几部儒家经典不起作用，只恐误事。于是他断言：“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而辛亥革命以来“伟大的进步”，都不是“借重孔夫子”而得来。

　　80余年过去了，当时社会舆论所提“培养国民精神上之人格，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等问题，依然是当下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而胡适的观点是，从“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是无济于事的，且“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笑的愚笨吗！”

　　谈到人格与信心，他感言：“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怡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灝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在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胡适所言现代中国的“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对今日祭孔与读经热浪该是一个冷静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