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5日，流亡美國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胡家健從香港寄來剪報《大公報》，有十二月二日《大公報》在上海開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的記載與資料。……沈尹默的一篇則是全篇扯謊！這人是一個小人，但這樣下流的扯謊倒是罕見的！”被胡適認定為“全篇扯謊”的，是沈尹默發言稿《胡適這個人》。到了落款時間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沈尹默圍繞著北京大學和五四運動編造了更加失實的內容，迄今為止依然被部分研究者以訛傳訛地反復引用。

　　沈尹默的五四回憶

　　沈尹默，浙江湖州人，1883年出生在陝西漢陰，1903年進入北京大學任預科國文教授。1918年1月成為《新青年》六名輪值編輯之一（輪值編輯依次為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1949年之后，他歷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主任等多項職務。

　　關於胡適在五四運動中的相關表現，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回憶說：

　　五四運動時，胡適以“革命”為幌子，主張把北大遷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漁、玄同、士遠、大齊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時，胡適、羅家倫、傅斯年進來說：“我們主張把北大遷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們回答說：“這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羅家倫和傅斯年接著說：“搬上海，要選擇哪些教員、哪些學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們去。”我們一聽，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為弄得不好，北大就會分裂，會垮台。於是決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時開評議會討論。開會之前，我們要沈士遠去看胡適，告訴他，搬上海，我們不能同意。評議會討論的結果是不同意遷上海。胡適就來找我，他說：“以后北大有什麼事情，你負責！”我說：“當然要負責，不能拆北大的台。”當時，我的思想是，學生的態度是激烈的，教師的態度實質上應當和學生一致，但態度要穩重，才能真正維護學生運動，使政府無懈可擊，不會解散北大。

　　在此前的《胡適這個人》中，沈尹默提供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種說法：“‘五四’運動起來了，那時，胡適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鄉去，並沒有參與這偉大事件的發動，等到他回來時學生正在罷課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許多責難，一面說這是非常時期，你們應該採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說這個時候學生不應該罷課，我要勸他們立刻復課。他要等學生開大會時去講話，阻攔他不住，終於到會講了話，但沒有人理睬他，討了個沒趣。”

　　馬敘倫的相關敘述

　　查閱相關文獻資料，隻有馬敘倫在《我在六十歲以前》中提供過類似的歷史虛構，說是五四運動之后的一天晚上，他接到電話來到北大開會，看到“長桌上擺了一本簿子，寫著：‘北大遷往上海，老師同學願去的請簽名。’（原文記不清了，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員學生簽上幾個名字，我還記得有五四運動的‘巨子’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的大名。”隨后，他把自己的反對意見通過劉文典轉告給陳獨秀。第二日，劉文典告訴他說：“昨晚我把你說的話告訴了獨秀，他說你的話很對，他已把傅斯年、羅家倫叫去訓了一頓。”

　　與沈尹默稍有不同的是，馬敘倫並沒有把“遷往上海”的主謀認定為胡適。當時的陳獨秀已經被免除學長職務處於休假狀態，他無論如何是不會通過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幕后操縱學生運動的。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胡適已經南下上海迎接於5月1日抵達上海的博士導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杜威，並且在老同學蔣夢麟陪同下前往莫利哀路拜訪孫中山。五四運動爆發后，胡適於5月7日與上海方面的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等人，倒是一起參與過聲勢浩大的國民大會，並且上街游行聲援北京方面的學生運動。就在同一天，陳獨秀從北京給胡適寫信，特別談到北大面臨的政治危機：“大學解散的話，現在還沒有這種事實﹔但是少數闊人，確已覺得社會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時常和他們為難﹔而且漸漸從言論到了實行時代﹔彼等為自衛計，恐怕要想出一個相當的辦法。”

　　陳獨秀的這封信還沒有寄到上海，胡適就於5月8日陪同杜威夫婦啟程北上，趕到北京時蔡元培已經於5月9日遞交辭呈秘密離京。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立即投入護校活動。5月13日晚上，胡適參加由已經調任教育部專門司司長的前理科學長秦汾回校主持的評議會成員與教授主任的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由法科學長王建祖及張大椿、胡適、黃右昌、俞同奎、沈尹默共同組成委員會，協助工科學長溫宗禹代行校務。“兩會同人之意以為蔡校長此時雖不在校，而蔡校長之精神猶在。蔡校長年來所苦心創建之種種組織猶在，若此時遽行瓦解，不特蔡校長數年心血棄於一旦，而去吾人希望蔡校長返校就職之目的更遠矣。”

　　上海方面的遷校動議

　　在北大同人努力維持校務的同時，一直與蔡元培及北京大學保持合作關系的江蘇省教育會也在上海籌備另一方案。1919年5月22日，蔡元培（孑民）早年的弟子黃炎培、蔣夢麟在寫給胡適的回信中表示說：

　　（一）同人所最希望者，為大學不散，孑公自仍復職。同人當竭全力辦南方大學，有孑公在京幫助，事較易。辦成后漸將北京新派移南，將北京大學讓與舊派，任他們去講老話（亦是好的），十年二十年后大家比比優劣。況巴黎來電賠款有望，南洋富商亦可捐數百萬金，辦大學藏書樓、中央試驗室及譯書院。此事如孑公在京，必多助力，故望諸君設法維持大學，以為孑公返職地步。

　　（二）如北京大學不幸解散了，同人當在南組織機關，辦編譯局及大學一二年級，卷土重來，其經費當以捐募集之（炎、麟當赴南洋一行，《新教育》可請兄及諸君代編）。杜威如在滬演講，則可兼授新大學。

　　總而言之，南方大學必須組織，以為后來之大本營，因將來北京還有風潮，人人知之。大學情形請時時告我，當轉達孑公。諸君萬勿抱消極主義，全國人心正在此時復活，后來希望正大也。諸乞密告同志。

　　這封信由蔣夢麟執筆書寫，其中夾有黃炎培的一段眉批：“此亦是一句話，但弟意北方亦要佔據，且逆料舊派無組織之能力也。炎。”

　　沈恩孚另有眉批說：“此時未打敗仗，萬無退回老巢之理。孚。”

　　5月24日，蔣夢麟在另一封書信中寫道：“照你看來，大學究竟能否保全？照我的意思，如能委曲求全，終以保全為是。因為我們的第一條辦法是比較好一點兒。如你看來大學有不能保存之勢，也要早些寫信給我，我們可以早些預備你們來上海。上海決議星期一停課一天，此系彼此意見不一的調和辦法。”

　　5月31日，羅家倫致信胡適，談到自己不慎丟失杜威“八次的講演稿子”，同時也介紹了自己的行蹤：“入西山讀書一星期，把杜威先生《思想的派別》一律記完﹔今呈上，請一校閱，賜以修正，不勝感激。……我大約星期三再上西山，於未上山前，還想與先生一見，不知何時有暇？”

　　6月10日，時任北大助教、日后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張申府（名崧年）致信胡適：“久思聚談，久而未果。又以英語說不好，杜威教授來，亦未便造次往會。比大學以內，三四宵小任意猖獗，詭謀棄舊迎新，心至為不甘。聞先生態度消極，是必不可。即避覬覦校長之嫌，難免見疑為胡仁源所動！大凡素負聲望之人，當事勢危急之時，苟敢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未有響而無應者。拿破侖走出五委員會議時事，其例也。然則先生其圖之矣！”

　　這裡所說的“避覬覦校長之嫌”，指的是當時有人造謠說胡適想替代蔡元培的校長職位。在此之前的6月3日，北京各校學生數千人走上街頭舉行愛國演講，其中有176名學生被軍警逮捕，關押在位於北河沿的北大三院即北大法科及預科所在地。到了6月5日，被捕學生已經達到1000多人，北大理科的樓房也被征用為第二監獄。時任大總統的徐世昌，還於當天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學校長。在這種情況下，代理校務的工科學長溫宗禹宣布辭職，法科學長王建祖避而不出。北大教職員於6月7日下午在文科大樓召開全體緊急大會，第二天《晨報》以《北大全體教職員大會議決將王建祖驅出學界反對胡仁源為大學校長》為標題，予以公開報道。張申府來信中所說的“三四宵小……棄舊迎新”和胡適“態度消極”，指的就是這些事情。

　　6月11日，陳獨秀因為散發傳單而被捕。6月13日，蔣夢麟給胡適來信並附有內容大致相同的致羅家倫（志希）信：“志希先生：學潮至此已告一段落。滬上因工人相繼罷工，危險之極，幸而免。此后吾人但抱定宗旨，信仰惟學可以為人，惟學足以救國，毀譽成敗等浮雲耳。”

　　6月14日，安徽同鄉余斐山在致胡適信中寫道：“今晨閱報，聞獨秀先生被捕，甚為駭異！現在已否釋放，甚為念念。軍警黑暗如此，很可悲嘆！大學一時可恢復原狀否？我望先生如看局勢不佳，仍以南來籌備‘東南大學’為是，未審尊意如何？乞復。一涵、獨秀諸先生均此。弟斐山。”

　　由此可見，黃炎培、蔣夢麟等人確實有過將北大“南遷上海”的動議，只是他們的動機完

　　全是為了維護蔡元培的學界地位及全中國的教育事業。隨著蔣夢麟在湯爾和陪伴下於1919年7月21日抵達北京代理蔡元培的校長職務，以及蔡元培本人於同年9月12日返回北京，由五四運動引發的北京大學易長風波被成功化解，上述遷校意向自然不需要付諸實現。擬議中的“南方大學”或“東南大學”，直到1920年才在江蘇督軍齊燮元的強力支持下，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宣告成立。

　　傅斯年在參與組織五四游行之后，因為與學生中的激進分子產生分歧而退出學生會，一面主持編輯《新潮》月刊，一方准備考取官費留學名額。羅家倫的心思也集中投放在幫助胡適整理杜威演講稿上面。繼傅斯年、羅家倫之后成為北大學生領袖並且直接領導學生運動的，是與胡適並不十分親密的段錫朋、狄膺（君武）、許德珩等人。胡適當時既要陪同杜威到各地演講，還要在北京大學充當“襄同溫學長代行校務”的中流砥柱，無論如何也沒有時間精力發動傅斯年、羅家倫組織什麼簽名活動。態度最為激烈的前文科學長陳獨秀被捕入獄的直接原因，是在胡適、鄧初、高一涵、王星拱等安徽同鄉陪同下到北京南城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抓了現行。與北大學生的五四運動，並沒有直接關系。當年的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在維護蔡元培及北京大學的根本立場上，與馬敘倫、沈尹默等人是完全一致的。馬敘倫、沈尹默的事后說謊，完全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的“莫須有”。

    沈尹默筆下的蔣夢麟

　　在《我和北大》中，胡適是沈尹默抹黑攻擊的第一目標，同屬“某籍”的浙江同鄉、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美時的老同學蔣夢麟，則是被重點攻擊的第二目標：“蔣夢麟本是蔡元培的學生，后由黃任之送他去美國學教育，目的當然是為江蘇教育會系統培養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后，增設教育系，在評議會提出，聘蔣夢麟為教育系主任，大家同意，就打電報到美國去，要蔣夢麟回來。……蔣夢麟來以后，也就是黃任之插手進來后，我就想離開北大。北大章程上規定教授任滿七年，可以出國進修一年，我就在評議會提出要去法國，胡適反對，他說國文教員不必到法國去，我說：我去過日本，那就到日本去吧。評議會通過了，蔣夢麟不放，他以為我們這一伙人是一個勢力，會拆他的台，無論如何不放。到1921年，才答應除月薪照發外，另給我40元一月，到日本去了一年。到日本后，我眼睛就發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