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是蔡元培1898年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時的學生，1908年自費赴美國留學。查勘1916年8月29日張元濟日記的記載，此前於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郭秉文與黃炎培一道，把正在寫作博士論文並且急需經費資助的蔣夢麟，推薦給了商務印刷館，由張元濟出面立約聘請蔣夢麟為月薪200元的高級編輯。沈尹默后來到日本進修，並不是在蔣夢麟代理校長期間實現的，而是在蔡元培回校后親自主持召開評議會通過的。據北京大學1919年12月3日《評議會議事錄》記載：“下午四時半常會。……校長提議國文系教授會主任沈尹默教授在校五年以上，照章可以出洋考察，現擬赴日本，除仍支原俸外，由本校每月津貼六十元。通過。”

　　由此可知，沈尹默所謂的“胡適反對”和“蔣夢麟不放”，其實是他在《我和北大》中“全篇失實”的又一明顯証據。

　　胡適與蔡元培的求同存異

　　1919年6月22日，胡適在寫給蔡元培的書信中表示說：“孑民先生：連日見報上登的令弟廣告，又接到夢麟兄來信，知先生現有胃病，並有寒熱。我們見了，都很關心。此時本不當把大學裡的雜事，來擾亂先生的病體。但是大學中有幾件事，使我很為難，故不能不向先生一談，又值尹默先生在南中，可以用面談補我筆談的缺點，故不得不趁此時同先生一說。”

　　1919年6月23日，沈尹默等人以北大教員代表身份南下挽留蔡元培，胡適專門委托沈尹默代轉此信。胡適在連夜寫給沈尹默的委托信中表白說：“尹默兄：附上信一封，請面交孑丈，此信務請交去，因這裡面有許多事，不但關系我個人的行動自由，並且與大學的信用有關，故不得不鄭重奉托。弟適，二十二夜二時。”

　　胡適寫給蔡元培的這封長信，現在隻保留前半部分，其中主要介紹了胡適經手與蔡元培簽訂的聘任契約，分別涉及美國人克拉克、杜威和中國留學生趙元任、秉農山、顏任光、陳衡哲、林語堂等十多人的任職及費用問題。1919年7月5日，蔡元培委托沈尹默給胡適帶來正式回函，其中寫道：“適之先生：由尹默先生處接到前月二十二日的手書，……林玉堂君如到京，請與訂定，照約幫助。……先生說：‘因任杜威君演講的譯述，將離去大學。’弟覺得很可惜！望先生一面同杜威作‘教育運動’，一面仍在大學實施教育，這是弟最所盼望的！余請尹默先生面達。”

　　“林玉堂”就是后來以文學創作和編撰英語教科書聞名於世的林語堂。蔡元培承諾的對於林玉堂“照約幫助”，事實上並沒有實現。后來隻好由胡適假借北大名義動用私人財產資助林語堂留在國外完成學業，從而為世人留下一段樂於助人的傳世佳話。

　　對於蔡元培既可以贊美為急流勇退又可以理解為臨陣脫逃的一再辭職，胡適當年一直是持求同存異的保留態度的。1930年11月10日早晨，兼任私立上海中國公學董事會主席的蔡元培，在該校學潮的危急關頭脫身而去，給已經卸任的前校長胡適留下這樣一封書信：“適之先生：兩函敬悉。弟昨夜自常熟回，今晨赴京，因北大同學會今晚開會也。中公事情公與於君商妥，弟並無成見。……”

　　這裡的“於君”指的是與另一位國民黨元老馬君武爭奪中國公學校長職位的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胡適收到蔡元培來信時還沒有起床，在當天日記中，胡適留下的是意味深長的一段話：“床上得蔡先生一信，不禁大笑。此老又跑了！”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1952年啟動的批判胡適思想的政治運動中，幾乎所有與胡適有過接觸的教授學者，都發表過人人過關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與沈尹默的“全篇失實”相印証，中華書局1959年為紀念五四運動40周年結集出版的《五四運動回憶錄》中，收錄有高一涵的《從五四運動中看究竟誰領導革命？》。曾經於1919年3月擔任《新青年》第六卷第三號輪值編輯的高一涵，竟然把自己與胡適長期同住一處並且一度被胡適“起死回生”的親密關系，轉換成恩將仇報、反戈一擊的殺手?：“那時我與胡適同住一宅，對他的情況比較清楚。在北京學生舉行示威游行之前，他就去上海歡迎杜威去了。五四運動的爆發，他事前並不知道。當他聽說在這次游行時，火燒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躲在曹宅的章宗祥，直到段祺瑞政府出動軍警彈壓，捕去大批學生等等消息，他的軟弱性就徹底暴露。說什麼‘搞得太過火，沒有英美式的政治家風度，出乎英美式群眾運動的范圍。’”

　　而事實上，胡適當年並沒有徹底暴露什麼“軟弱性”，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在其生前一直與胡適保持著密切聯系和相互合作的良性關系，即使在路徑選擇方面存在嚴重分歧，也並沒有影響到他們之間的私人友誼。

　　(本文作者張耀杰，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人員。1964年出生於河南禹州市農村。著有《民國紅粉》、《誰謀殺了宋教仁》、《歷史背后：政學兩界的人和事》、《北大教授與〈新青年〉》、《民國底色：政學兩界人和事》、《中國話劇史》、《曹禺：戲裡戲外》、《田漢：影劇之王》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