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1942年9月发表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这部话剧经毛泽东推荐和介绍后，曾在不短的时间里成为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教材，在促进发扬奋发进取、实事求是的时代风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毛泽东对话剧《前线》的推荐和评论

　　《前线》最早的中文译者是从苏联回国的诗人萧三。1944年春，他把中译本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作了连载，时间是1944年5月19日到26日。

　　《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将军，作为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有功劳，对党忠诚，打仗勇敢，但故步自封，骄傲自大。当年轻的欧格涅夫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时，戈尔洛夫讲了一段经典台词：“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

　　《前线》中另一个人物是脱离实际，靠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事实来写报道的记者客里空。他听说戈尔洛夫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没有采访便在报道中写道：“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他的眼泪被神圣的复仇的火焰烧干了。他坚决地说：‘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会报仇的。我用老军人的荣誉发誓。’”在把报道发往莫斯科的时候，客里空才提出要“在电话里和总指挥商量商量”。有人质疑：“在电话里你怎么能看得见总指挥的眼睛呢?你却描写得那样逼真。”客里空辩解说：“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

　　把《前线》剧本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后，毛泽东似觉不甚尽意，就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科尔内楚克又译为考涅楚克―――引者注），发表在6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面，全文约3600余字。在党中央机关报上专门为一部话剧剧本发表社论，是相当罕见的。初稿不知何人所写，定稿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说，苏联在德国军队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中发表《前线》的目的，就是要教育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却又不学习，摆老资格，甚至打击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前线》“以直接的尖锐的批评来指导实际，它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因而它的价值无可比拟”。

　　中国共产党当时应该从《前线》里学到些什么呢？社论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前线》告诉我们，应该“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提高在已经到来和将要到来的新情况下“胜任愉快地运用新条件来工作的能力”，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社论还说：“有价值的批评，像《前线》这样的批评，乃是很有益于工作，有益于团结的。”“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倒是不好的。”

　　发表剧本和社论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把《前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道作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文件。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在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通知还说，《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戈尔洛夫则“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因此，“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