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叶剑英照例检查了人员、车子的情况，见一切正常，才放心地上楼睡下。睡了没多久，长沙火起！这场大火是如此的突然，火势又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叶剑英多年之后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晚的种种细节。1982年3月25日，他对《叶剑英传》编写组的同志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办事处的楼上。为了防止有人偷汽车，就把汽车放在大门口，派个警卫员睡在汽车里头。没过多久，来了几个放火的人。他们砰砰砰地敲汽车，说：“他妈的，你们还不走，烧死罗！”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城内已是满天红光，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参谋长，参谋长，大火烧来了！”我一看，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说着我走下了楼，到外面一看，满天红光，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那时他是副主席。我说：“副主席！副主席！烧房子了！”他说：“那样惊慌干什么！”我们一起下楼来，出了大门，从一个巷子往外走。火已经快烧到巷子里来了，四面都是火。我们往城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个人，便问：到湘江走哪里？因为刚出火海，搞混了方向。有个人指着说：“到湘江往右边走。”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一直跑到湘江边，沿着江边一直走，走到天亮，长沙的大火还在烧，噼里啪啦的响。我们好容易脱离了火海，当天撤到了湘潭。
到了湘潭，他们与正在那里焦急等待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郭沫若和第三厅的工作人员陆续会合。遭此大劫，宛如生死重逢，大家都为周、叶从火海中幸而脱险而激动不已。
在湘潭，叶剑英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着手布置八路军办事处搬迁衡阳的准备工作。随后，他顾不上休息，又陪同周恩来乘卡车返回长沙，协助有关方面调查灾情，组织善后救灾工作。周恩来、叶剑英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了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办法，并要求惩办放火首犯，同时为张治中摆脱重压，作了一些解释工作。
事后，蒋介石从南岳赶到长沙，举行了军事会审。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3人被处死刑，张治中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第二次：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长沙大火”事件之后，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到衡阳。1939年2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命，参与创办国民党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的一个创举。
早在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即将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汉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1938年11月下旬，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后确定，派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
叶剑英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抽调李涛、边章伍等担任教官，并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蒋介石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余人前往南岳报到。训练班本部设在南岳圣经学校。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集体住在山脚下一处名为“桔盈圃”的庄园内。
1939年2月，训练班开学。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叶剑英借鉴当年他在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他还注意言传身教，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成条幅，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