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同凡响，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具有开创性意义，标志着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开始了新探索。

    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使毛泽东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穿长衫、握笔杆的毛泽东，开始指挥军事、领兵打仗，统帅从此诞生，逐步成为一个用革命的“两杆子”改写中国历史的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

    1933年7月30日，毛泽东应邀出席纪念“八一”晚会，作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讲演，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调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主要经验时，把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一起称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965年5月，秋收起义“三十八年过去”，在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住处，毛泽东讲起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说：“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一团取道文家市，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毛泽东后来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一个范例，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国际共运史上有一个故事。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要在英译本《毛泽东选集》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毫不让步，让人回复说，“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也不愿删改。为什么？因为“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也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些外国共产党因为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而丧失了革命前途，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解放。

    到21世纪初，美国新闻界评选古今十大军事家，毛泽东以“中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和“毛泽东在中国备受尊敬，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条件，作为东方民族唯一代表而入选世界十大军事家。正如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写：“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勇于创造一条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路，独辟蹊径，谱写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篇章。英国人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在其《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评价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家。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过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政治军事天才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毛泽东平生的战争处女作，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建军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可以说，中国革命真正上了路。脚踏实地，步伐很实，步调很齐，脚印很深。习近平评价说：“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那“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中得到了精彩的体现和高超的演绎。

    五、引兵井冈演绎战略转折艺术

    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在湖南实施了具有关键意义的三次战略转兵。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的文家市转兵，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株洲转兵，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湘江血战后的通道转兵，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和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左”倾思想的复杂斗争，而富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

    引兵井冈——从文家市转兵，艰难转战湘赣边，选择罗霄山脉中段，是毛泽东平生指挥军事转兵、领导战略转折的第一次实战演练，体现了化危为机、因势利导、闯出生路的卓越胆略和高超艺术。

    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进攻行动受挫、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之时，毛泽东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虽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取得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共识。9月20日，起义军余部经过政治动员，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文家市转兵，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没有一种勇于承认失败、敢于改变初衷、善于寻找新路、勤于探索实践的革命创新精神，谈不上转兵之见，更谈不上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汉口密会郭亮和夏明翰，赞成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李维汉曾谈起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评价说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打长沙，毛泽东走到浏阳白沙，见势不妙，于是指示各路队伍到文家市集中，沿罗霄山脉南下，现在到了井冈山。他们对毛泽东的务实之举钦佩不已。

    文家市转兵，引兵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探索土地革命新规律、开辟农村革命新道路的指针。

    对初创时期相对弱小的革命军队而言，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文家市转兵，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创新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开拓创新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人瞿秋白就充分肯定湖南省委和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指出：“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文家市转兵，引兵井冈山，开始改变唯书、唯上和一言堂的党内陈风陋习，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党内生活健康有效运行的辩证法。转兵，虽然在军事上需要当机立断，但在决策过程中坚持了会议讨论、民主争议、多数定夺的原则，避免了独断专行。与文家市转兵共同载入史册的不仅是军事转变行动，还有秋收起义文家市前委会议的民主典范，而且在整个引兵井冈过程中坚持下来。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军寻路落脚的过程中，不断运用前委会议的民主决策形式，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又照顾了引兵井冈、井冈建军的实际情况。

    当然，争论归争论、执行归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在枪林弹雨和风云变幻中艰难确立起来。转兵，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转兵前，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些高中级指挥员，强烈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名曰执行中央指示，实际上是不愿到山区乡村开展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真正放在眼里。到文家市后，他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越加明显，针对毛泽东布置的进军路线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尽管师、团军事指挥员有异议，但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秋收起义前委的正确决断，保证了党的正确领导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文家市转兵、进军井冈山，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38年过去后。1965年5月21日，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毛主席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说：“1927年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只有一千多人，前途未卜。今天的文家市不知怎么样了？”

    转兵永远在路上。1927年这一年，毛泽东一直在走。考察农运在湖南，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回湖南当了十天省委书记，又回武汉参加中央会议。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中央说：书记毛泽东走后，由易礼容代，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参加了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再次赶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从板仓走到长沙，从安源走到铜鼓，穿插一个张坊遇险，不是他跛着脚走得快，那还麻烦了。之后，他又从铜鼓走到上坪，从浏阳走上井冈山。后来毛泽东感叹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1927年的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败与抉择中不停地走，一直在路上。走就是探索，走就是开路，走就是创造。

    六、奠定务实创新的革命精神

    秋收起义井冈建军的伟大创举，为党和人民军队奠定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核心是伟大的务实创新精神。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精神，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转败为胜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基本遵循。

    几十年过后，毛泽东“忆往昔”最多的，还是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这是他心中难以忘怀的情结。

    毛泽东和参加秋收起义的同志在延安合影时，特意在照片上留下了“毛体墨宝”：“1927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

    这个情结，让毛泽东在一生的关键时刻、困难处、转折点，每每意往神追——“重上井冈山”。

    1959年，阔别故乡32年后重回韶山，他谈到秋收起义、建军、井冈山。

    1965年，阔别井冈山38年后重上井冈山，到茶陵，他回顾秋收起义部队攻打茶陵的历史。

    接见外宾，他多次谈到秋收起义故事。

    之所以后来毛泽东参加罗荣桓元帅、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这一情结。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回忆说：“当年11月，我们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攻打茶陵县城，红军官兵斗志昂扬，作战勇敢，不到一小时就攻下县城，建立了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所以现在人们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1971年南巡到长沙，毛泽东又反复讲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在批评林彪集团的宗派主义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他重申了建党建军正确的思想和原则。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一种毛泽东式的哲理、名言，昭示了一种革命精神、英雄气概。

    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留下了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毛泽东曾强调：“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秋收起义与井冈山精神，包括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民主建政、民主建军的民主精神，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这是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历史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值得永远继承发扬。

    这种务实创新的革命精神，以实事求是为主线。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活的灵魂，也是秋收起义精神的主旋律。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把这种革命精神进一步概括为“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新内涵，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历史经验的重视和对苏区红军精神的弘扬，充分说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价值和精神力量，值得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认真汲取和发扬光大。

    艰苦卓绝的秋收起义与井冈山斗争，播撒了中国革命的燎原火种，炼就了党和人民军队特有的品质和气质，形成了宝贵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成为人民军队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压倒一切敌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基础。这种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为党和军队的长盛不衰奠定了政治优势和作风保障，也是今天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这也是我们今天缅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为党和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纪念和研究秋收起义井冈建军那一段艰苦卓绝历史的价值之所在。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