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周恩来飞抵上海（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是夜，卢沟桥事变。13日（或1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由上海前往庐山。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首次谈判。两个多月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与周恩来会面时，报道卢沟桥事变的号外新闻叫卖了——刘晓如是说。

    当时，刘晓刚到上海不久，奉命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与妻子张毅在晚年回忆文章中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约见刘晓等那天，张毅在外放哨，待持续整个下午的面谈结束后，她买了一份号外回来。

    这是1937年7月。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周恩来等即将赴庐山与国民党会商抗日事宜；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将向蒋介石提交；

    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正式建成。

    而周恩来赴庐山前的在沪这一周，见了谁，谈了什么？那时的上海，那时的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这些鲜为人知的关键细节，在记者多日查阅文献著作、走访专家后，蒙尘一层层被拂去，史实日渐明朗。

    七月指示：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周恩来会面的房间，是刘晓与张毅接到通知后开的，在中国饭店（据1979年上海《党史资料丛刊》刊载的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一家由宁波商人建造、特地取名表明是中国人所开的饭店。

    无论是1937年还是抗战胜利70周年后的今天，中国饭店（今上海铁道宾馆）所在，都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南京东路北侧、贵州路上，可充分得窥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的繁荣样貌。

   1937年7月7日，周恩来飞抵上海，同行者为博古、林伯渠（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是夜，卢沟桥事变。

    这一次来沪，周恩来负有特殊的使命。6月26日，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中央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后，周再去庐山。7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初稿。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 《周恩来传》以及刘晓的回忆文章，周恩来在与刘晓等会谈中强调：“要注意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日本帝国主义想占领上海。不久，上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件，形势会急剧变化。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

    上海，上世纪30年代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世界瞩目之地。周恩来选择在沪发布“七月指示”，应是在向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乃至上海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

    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上海市重要革命遗址通览》 图文介绍了“中国饭店——周恩来同志发布《七月指示》所在地”，将周的谈话概纳为一句话——

    “周恩来……作了关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已不可避免，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等重要指示”。

    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同一天，身在庐山的蒋介石电令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同一天，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1937年7月13日（或1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由上海前往庐山。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首次谈判。

    黄浦区文化局副局长朱畅江告诉记者，今天的上海铁道宾馆，被纳入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是黄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宾馆大堂内，有一块简介周恩来在此发布《七月指示》的石碑。曾任宾馆办公室主任的刘卫兴告知，石碑是上世纪90年代办公室查阅史料后设的，碑上花纹还特地去杨浦区的仪表厂制作；曾任宾馆总经理的吴志平记得，有外宾慕名来看周恩来的遗迹，还提出希望石碑增设英文说明，供更多人了解。

    卢沟晓月，抑或中国饭店，都是历史落地生根的印记。

    与文化界：转折性的座谈

    与周恩来会面，夏衍的记忆深刻，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1937年7月10日。那是他第一次见周恩来。

    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有着浓郁的传统江南民居特色，多少年至今都充满日常的烟火气息。在一幢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衍见到了身穿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周恩来，“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

    在夏衍所著《懒寻旧梦录》里，会面细节历历在目。

    周恩来的第一句话是：“还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拉家常后，周转入正题，谈及统战工作，表示与国民党谈判合作的事大致已定，想让夏衍今后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

    从1936年西安事变开始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随周工作长达40年的童小鹏，在其回忆录《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原名 《风雨四十年》）里也记载了此次见面：“在上海，周恩来还指示夏衍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多做统战工作，工作方式可多种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

    这次面谈，决定了夏衍此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在沪这一周，周恩来还以去黄金大戏院看戏的名义，借一间办公室，与文化界民主人士、统战工作干部等座谈，被称为“上海文化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据参加了座谈会的刘晓回忆，座谈达一个多钟头。

    1937年7月15日，“中国剧作家协会”在原“上海剧作家协会”的基础上在沪成立。此后，各种文艺界抗战社团相继涌现，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70余个文艺社团。7月28日，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组建。

    “中国剧作家协会”成立当日，决定由夏衍等多位剧作家集体创作三幕剧 《保卫卢沟桥》。8月7日，《保卫卢沟桥》在蓬莱大戏院正式公演。

    而放眼全国，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以“卢沟桥”之名创作的文艺抗战作品不计其数：歌曲、诗文、话剧……其中，老舍写的相声《卢沟桥战役》，在成都、重庆的书场里演出百余场，盛况空前。

    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上海，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中国。

    然而，1937年7月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仍不允许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出席当时在庐山召开的有各方面军队要员参加的庐山座谈会（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正如周恩来所说：“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

    尽管当时，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明：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但蒋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风雨如晦。

    见宋庆龄：为了同一个中华民族

    与周恩来会面时，宋庆龄对他即将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赞同和支持”。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周恩来在上海》，周恩来此次来沪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专门去拜访宋庆龄。

    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是当时宋庆龄的寓所。“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通过书信、电报，有过频繁的联系，但却一直无缘面谈……1937年7月11日（或12日），在博古、林伯渠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莫利哀路，先期得到消息的宋庆龄早已在寓所等候。”

    从今天的视野来看，这处梧桐相伴所在，是个奇妙的地点。当孙中山在莫利哀路29号写下《孙文学说》等重要著作、发表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之时，不远处，今太仓路上博文女校，正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住所。

    国民党的领袖与共产党的创始人，曾经住得如此之近。且就在莫利哀路29号，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和林伯渠，会晤了列宁的特使越飞，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思想。

    两个政党的背后，是同一个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