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向湘赣省委和省军区下达的突围转移的《训令》，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弼时，和肖克、王震一起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转移，突围西征，直至10月24日同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11月重新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师于贵州印江县木黄。历时78天、跨越湘赣桂黔省境5000多里的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是党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全局失利的必然结果。

    周恩来说红六和红七军团：“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任弼时说，这“是不可免的”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调集了100万兵力，企图用“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与各革命根据地红军决战，其中在中央苏区用兵50万。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军事上占了统治地位，面对强敌，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造成这个错误同博古等对从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的特殊信任密切相关。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巴伐利亚的街垒战，1928年进入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由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往上海活动，化名李德，笔名华夫。他于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革军委顾问。他本来就不懂得中国国情，但又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经验，却在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帮助下实际上担负起军事指挥工作。在强敌面前，他采取单纯防御等错误的“新的军事方针”，并自恃从共产国际而来的，独断专行，凌驾于中革军委之上，导致红军屡战失利。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根据地陷入困境。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共产国际报告，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李德的错误指挥，同样危害着湘赣苏区的军事作战。例如，除了以中革军委名义将湘赣红军主力第十七师长期调离苏区在外线作战外，湘赣省委还不得不在金华山、松山地区执行了两个月的阵地保卫战。后来任弼时说：“事实告诉我们不能那样做，所以以后也改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因为省委本身也想保卫永新平坝子，在那里坚持一下。

    在湘赣省委和省军区接到突围转移的《训令》之前半个月，7月上旬，中央已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以期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部分国民党军。对这两支队伍的行动目的，后来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则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趾高气扬的蒋介石发现红军战略意图后曾对他的幕僚说：“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他杀气腾腾地说，“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但是，英勇的红军居然能突出重围，转战二万五千里，成为后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红六军团如何确定西征突围的路线呢？

    中央训令规定，第一步是由永新以南的黄坳、上下七地域转移到湖南的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则向新化、淑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向北与红三军取得联络，“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中央的根本目的是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转移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出路子，在湘中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突围后，向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湘西根据地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但是《训令》没有将这个目的全部告诉任弼时等。

    红六军团的领导人经缜密研究后认为，《训令》规定的突围方向沿途山高路险，不便运动，容易遭到驻宁冈的湘军第十五师的堵截和驻永新的第十六、第六十二师的追击，而且会过早地暴露行动意图。因此他们确定，主力先向南移动，然后日夜兼程向西南急进，一鼓作气冲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其依据是：南面是湘军和粤军的结合部，敌人虽设有4道封锁线，但兵力较弱，都是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其间空隙较大，便于红军迅速行动，同时也不致过早向敌人暴露战略意图。

    8月初，任弼时等发现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何键的西路军从永新、宁冈向南推进，南昌行营又令驻南康的粤军向北“与西路军联络出击”，企图南北合围红六军团。必要的退却转移，愈有准备，愈机密，愈神速，对于保存力量待机反攻愈加有利。为了在敌人部署未完成之前突出重围，任弼时等一面向中革军委建议提前于8月上旬行动，一面将主力推进到遂川县的横石、新江口一带隐蔽待命。

    经中央批准后，红六军团领导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令湘赣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团在北面游击钳制敌人，独立第五团佯装主力继续在牛田、津洞一带活动，一部渗入赣江沿岸的万安一带作东渡赣江的姿态，迷惑敌人。8月5日，主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攻占遂川县的衙前，建立突围的翼侧阵地。

    任弼时电告中革军委：“希望以后布置行动时的小地名（要）指明其所靠近的大地名”；被彭德怀称为“只知道图上作业的战略家”李德，在地图上画直线规定部队行动路线；陈云：“于是我们常常陷于绝境，而不得不重新折回。”

    8月7日下午3时，任弼时率领全军，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冒着三伏天的酷暑，秘密而神速地从横石、新江口出动，当晚占遂川县的藻林圩（现草林镇），歼灭守敌，突破了衙前至横石，遂川至黄坳、至七岭的3道封锁线。这时湘军尾追，粤敌北上，企图包围红六军团于湘赣交界的桂东、上犹和遂川之间。红六军团日夜兼程，大踏步前进，9日占左安，又突破了寒口至广东桥的第四道也就是最后一道内层封锁线。

    任弼时随军西征时，陈琮英分娩后不到半年，当时她负责红六军团的机要工作，为了行军方便，不得不将襁褓中的孩子“湘赣”寄养在当地群众家里。后来几经寻找，至今没有下落。

    8月11日，当蒋介石命令何键和余汉谋在汝城、沙田、遂川、上犹直至赣州一带赶筑碉堡“以便包围”时，任弼时等率领的西征队伍已安然到达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则奉命占领南面的沙田。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突围的初步胜利，誓师西征。任弼时以中央随军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公开宣布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名单。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最高领导机关，由任弼时和萧克、王震3人组成，任为主席。军团长萧克，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下辖第十七、第十八师。第十七师辖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团，师长萧克（兼），政治委员王震（兼）；第十八师辖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团，师长龙云，政治委员甘泗淇。当天，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向朱德报告：寨前至沙田敌碉堡20余座已为第五十三团全部占领，大部破坏。措手不及的国民党军根据上峰急令赶筑碉堡，已是“临渴掘井，缓不济急”。

    红六军团入湘后，湘、桂军阀大为震动。首当其冲的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因为红六军团既入湘南藩篱，湘南平原已无险可守，只有湘江天险可以设防。他急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驰赴湘南积极设防堵御”。刘建绪赶到衡阳，一面命第十五、第十六两师尾追，一面令第十九师1个旅、保安部队4个团，企图在北上的粤军配合下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汝城、桂东之间。广西军阀生怕红军进入桂境，即派两个师向北部边界调动。这一来，红六军团按中革军委的计划在湘南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任弼时等当机立断，准备趁敌人部署未完成之前，强行军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进军。

    誓师大会结束后，任弼时等当晚率部西进，经汝城、资兴，越过郴宜公路，进入桂阳，20日打下新田后休息一日，继续西进，于23日子夜到达湘江东岸零陵北面的蔡家埠一带。

    这时，红六军团面临着严重的局面：一是横在面前的浩浩湘江，自南而北，江面宽达600公尺，连日降雨，江水暴涨，不能徒涉。二是红军的铁脚板毕竟不如敌人的汽车。这时，湘江西岸已有湘军的8个团、桂军的1个团先期到达布防，所有船只均被扣留在西岸。沿江严密巡逻，又有飞机低空侦察。后续的湘军1个旅从长沙车运到宝庆，桂军主力第七军正向零陵方向调动。三是尾追的湘军第十五师已到阳明山西南侧，第十六师车运向常宁急进。敌人企图在湘江以东地区摆开架势和红六军团决战。

    横江困战，兵家大忌。

    8月24日，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电告朱德：西渡湘江“已无可能”，建议“以阳明山为根据地”，暂时立足。第二天，全军东行攀登阳明山。红六军团自8月7日离开湘赣后，连续行军千余里，其间只休息了一天。本打算在阳明山区暂时立足，整理部队，分田扩红，不料上山以后，方知这里地瘠人稀，山区狭小，难于立足，而敌人又分路从南、北、西三面合围过来，军团领导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原计划。当时的电台政委穰明德回忆说：

    阳明山上有一个庙，当天晚上，任弼时和萧克、王震都宿在庙里，电台也架设在庙里。天下着大雨。我去放哨时，看到任弼时正在和一些身穿便衣的同志谈话，他们是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后来，我们交给他们一些武器，又把行动不方便的伤员留在当地，请地方安置，并向他们了解了情况。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下山了。

    为寻找渡湘江的地点，任弼时又向红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袁任远了解情况。袁任远原是红七军的干部，1930年11月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领下从广西北上时曾渡过湘江，转战湖南、广东边境，进入湘赣地区。袁任远详细汇报了行军路线。部队下了阳明山后，东出白果市，同国民党军“兜圈子”，从4倍于己的敌军包围中摆脱出来，毫无阻拦地挥师南下，于28日到嘉禾附近，待湘军追来时，红六军团折转西上，急行军3天，在道县、江华之间徒涉湘江上游支流潇水，到达湘桂边境，准备进入广西省灌县东北地区。

    红六军团在任弼时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率领下，8月份内，冒着酷暑，在无后方的条件下横穿湘南，历经汝城、郴县、新田、宁远、零陵、嘉禾、蓝山等8县县境。尽管有湘军保安团堵截于前，西路军两个师尾追于后，加上警备部队和补充总队分途“协剿”，但红六军团领导人指挥机动灵活，避实就虚，将士英勇顽强，行动神速，终使敌人部署一一落空，红军化险为夷。国民党军事史家哀叹：“计划不可谓不周，防线不可谓不密，追剿不可谓不勤”，但六军团“或南或北，忽东忽西”，“迷离惝恍，使湘军不易断定其企图，捕捉其主力”；兵力虽众，“无异以牛捕鼠，大而无益”。湘军独立第三十二旅旅长胡达说，他们“总寻不到匪的主力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将他消灭”，有时两军相遇，红军“马上将前卫变作侧卫或后卫，其最大目标突然隐匿不见，如遇有死守阵地之匪兵，虽极少数，抵死顽抗，非有上官命令，决不撤退”。

    红六军团转战湘南时，广西新军阀白崇禧虽然派出主力第七军的两个师参加“协剿”，但内心是矛盾的。他们手里只有十七八个团，一怕和红军较量输掉“本钱”，二怕蒋军乘机入桂，“明取西川，暗夺荆州”。在既要防共又要防蒋的处境下，白崇禧的总方针可以概括为“送客”，即：陈兵广西边境，让开北面，打尾不打头，“只要红军不侵入广西就行了”。当红六军团入广西后，为了保护地方利益，白崇禧转为“剿”而不“协”。9月初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的灌县地区时，刘建绪判断红军将在湘桂边的黄沙河地区渡湘江，于是一面加紧前堵后追，一面电请桂军第十九师在兴安、全州间配合“协剿”。但是，白崇禧不予理睬，反而星夜将驻兴安、黄沙河的两个团调至湖南道县，将驻全州的1个团派往江华；另调驻柳州的第二十四师北上增援，企图将红六军团堵在广西境外。道县、江华是湘桂两军“协剿”红军的结合部，红六军团穿插其间，于9月2日在道县的蒋家岭村与桂军遭遇，激战4小时后，将它击溃，当晚占领广西文市。

    这时，全州、兴安两城因桂军调离，兵力空虚，全州至兴安间100多华里的湘江沿线无兵防守。任弼时等抓住时机，率领全军于9月4日从全州南部的石塘地区出发，直奔湘江江畔。全长1600多里的湘江，自西南至东北，流经湖南汇入洞庭，源头却在广西灵川县东海洋山西麓，在上游，水流湍急，滩洲很多。全州凤凰嘴的董家堰有一条卵石滚水坝，水浅可以徒涉，红六军团全军未发一枪一弹，乘虚渡过了湘江。进入西延山区崇山峻岭后，国民党军失去了交通优势，行动也只凭两条腿，而红军的铁脚板更显示了威力。

    红六军团进入广西后，白崇禧调动了12000多兵力防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连日派出空军严加侦察、迭次轰炸。红六军团凭借五岭山脉的高山密林隐蔽，从9月2日至10日，转战在广西境内的灌阳、全州、资源3县境内。

    9月初，中央红军准备沿着红六军团开辟的路线转移，中革军委要求红六军团在湘黔边钳制国民党军，直接配合行动。9月8日，任弼时等在资源县的车田村接到中革军委的训令，指出中央原来要求红六军团在湘中的新化、溆浦间山地建立根据地，“在目前是不利的”。“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红六军团要“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九月二十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然后从绥宁、通道进入贵州东部的锦屏，沿天柱、玉屏、铜仁，北上与红三军会合，在湘西及湘西北的凤凰、乾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和贵州东北角的松桃地区，背靠贵州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任弼时等即率部离开广西，再入湘境。这时桂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廖磊率部作“送客”式的追击。当廖部追到湖南大山时，红军已经远去，但见边界上竖着一块木牌，上书：“此是湘桂交界之处，不劳桂军远送！”

    9月11日，红六军团已进入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准备继续匿进。15日，任弼时等率部西进途中接到中革军委来电，批评“近几日来的行动是与军委九月八日的训令不合的”，指责他们不应过早进入贵州、不应强行军、不应保持不打仗的战术原则，令他们在城步、通道、绥宁、靖县地域发展游击战争，目前“应消灭绥宁、靖县及通道三角地带的敌人”。

    这些指责不符合战场实际，又和军委4天前的火急电令自相矛盾，反映了李德控制下的军委在指挥上的混乱。10日24时，军委以朱德的名义给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电令中说：湘敌十九师已逼近城步、江头、梅溪一带，可能向红六军团追击、堵截，红六军团“抵丹口后，如因山大，给养困难，不便久停，应即于明（十一日）在丹口以西山地准备伏击追敌”。红六军团的行动方向没有违背军委的电令。至于来电所说的绥宁、靖县、通道的三角地带，敌人正严阵以待，红军不宜硬攻。

    原来这时候，中央红军即将从江西南下，开始长征，何键感到湖南东西两面都将受到红军的威胁：西面，红六军团有向城步、绥宁地区进出与黔东北的红军会合之可能；东面，中央红军行将从赣南入湘。何键当即调整部署，抽调主力固守赣江及长岳铁路，而把“追剿”红六军团的任务交给了桂军第三追击军代理军长廖磊，由廖统一“指挥调遣”湘桂边的部队。廖磊即制定“追击计划”，12日令湘军李觉师向绥宁急进，13日又令向靖县截击，胡达旅开绥宁；绥宁至通道的要隘由湘桂两军的一个师一个旅防堵，廖本人则向靖县方向截击；贵州的国民党军正向黔东地区频繁调动。如果红六军团按中革军委电令进入绥宁、靖县、通道三角地带，敌人前截后追，南北夹击，不但无法北上与红三军会合，且必然陷入腹背受敌的死胡同中。

    为争取主动，任弼时等决定离开城步、绥宁地区，由通道向黔东南兼程前进，并向中革军委报告。9月18日，进到通道西北的新厂地区时，湘军两个团追来。他们以为“疲困已极”的红军不敢应战，因此孤军突出。红六军团领导决定集中兵力，杀一个回马枪，消灭这股敌人，争取行动自由再向贵州转移。于是，激战一日，给追敌以歼灭性的打击，这支湘军只得退回靖县，红军缴获甚丰。这就是红军入黔第一战——新厂战斗。这时，军委才同意红六军团入黔，但又限定：“缩短行程”；“不应让敌人将我们压迫到所规定前进路线以西的地域”。

    新厂战斗后，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的清水江流域。清水江流域是苗、侗两族人民聚居的地区。长期以来，他们受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欺凌，仇恨很深，每当反动军队进村，他们手持利器，扼守山寨，防被洗劫。任弼时严令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军行所至，沿途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当时任军事裁判员的何辉回忆道：

    部队在贵州苗族地区时，有一次师部通讯连押送来一个老太婆，五十来岁，虽然用绳子捆着手，但毫不示弱，说一口土话，可惜我们听不懂。据通讯连的报告和来人说，她不让红军在村里宿营，还想用刀砍杀红军战士。说着，来人将一把苗族人砍柴的刀递交给我。这刀长柄，钩头，非常锋利，是苗民上山劳动必带的工具。看来持刀行凶，人证物证俱在。如何处理？我去请示弼时同志。他看了报告，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少数民族人民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们不了解，我们不能简单化处理！”他考虑半晌，说：“把人放了，刀还给她，向她表示红军是保护少数民族的，经过这里是过路，不侵犯他们的利益。”我照他的意思把老太太的绑松了，用手示意表示红军和他们是兄弟，把砍刀交还到她手里，准备送老太太回山寨。这一来，苗族老太太脸上表情突然变化，不像押来时那样气势汹汹充满着对抗情绪。

    何辉至今还说：“任政委给我上了一堂民族政策的课！”

    进入贵州以后，红六军团行军作战处处被动，不像在湘南时那样机动灵活、有声有色。固然是由于“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高路少，指挥机关又没有详细的军用地图，而中革军委来电所规定的行军路线又很具体，有些小地名在普通地图上根本找不到，问当地居民，他们久居山寨，二三十里外的村寨道路就说不清楚。因此，任弼时曾电告中革军委：“希望以后布置行动时的小地名（要）指明其所靠近的大地名。”更主要的方面是，被彭德怀称为“只知道图上作业的战略家”李德，往往根据不可靠的情报或在地图上画直线规定部队行动路线，而且不准改变。这就使得在湘桂黔3省被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六军团大大削弱了机动性和灵活性，甚至几番与敌人遭遇，陷于被动。对李德的指挥，陈云在《英勇的西征》文中写道：

    我们总是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结果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老早从地图上知道了我们将经过何地，走向何方。于是我们自己不能取得主动地位去袭击敌人，反而变成了敌人袭击的对象。我们本应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以更快的速度占领地点，而我们却要在不利的条件之下搏战才夺取了这些地方。敌人有汽车及其他转运工具，而我们则走直路，坚持不肯改变方向，可是地图上往往画得不对，于是我们常常陷于绝境，而不得不重新折回。

    文章所说的，虽然是中央红军行动时的情况，其实也是红六军团转战湘桂黔边时的写照。9月20日，任弼时等接到以朱德名义发来的电报说：“甲、据尚未证实的情报，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前进。乙、为取得协同动作，依据我们8日的训令不变。而我们的前进路线特确定：由现地域经清江、青骆、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在前进中将要渡过两道河……”

    两道河，一道是清水江，一道是 阳江，均在黔东镇远以南地域，来电规定了渡河地点，强调渡 阳江时，向北不得过镇远。这是一份内容极为混乱的电令。第一，“尚未证实的情报”其实是错误的。这时，红三军既没有占领印江，更没有占领思南；相反，黔军5个团正从印江向黔东根据地大举进犯，企图把红三军挤出根据地。贺龙、关向应等已转到外线作战，直到9月底，贺龙率第七师方在印江县的木黄村组织突围。第二，从黎平到江口的北上路线走的是一条地图直线，沿途要渡过清水江和 阳江，行程虽短，但部队进入两水之间必将陷入被动。第三，镇远以南，清、 两水间正是国民党军企图围歼红六军团的地域。特别是镇远，是黔东门户，扼荆楚上游，据湘黔要道，山川险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黔军早已调兵设防。按这条路线北上，红六军团便接二连三地与敌遭遇，处处被动。

    三次遭遇战部队损失严重并且陷于重围。任弼时坚定地说：“哪怕牺牲一点也要突出去。”“我们都是为土地革命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坚决打出去。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出去就是胜利。”

    红六军团离开清水江地区时，苗、侗人民积极协助，找渡口，绑木筏，架浮桥，收集船只，使红军得以在清江县（1914年改为剑河县）的南家堡渡过了清水江。但红军行军到了八卦河时，发现敌主力已在沅水北岸拦阻，不得不撤回来，改由大广、小广西移，不料9月26日先头部队行抵大广时，遇到湘桂两军伏击，主力在红十八师掩护下，进入大广偏西的大山，但担任前卫的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却遭受严重损失，团长赵雄阵亡，第五十四团因此拆编。这是入黔后第一次遭遇战。

    直到29日，军委领导才认为红六军团前临 阳江、后濒清水江的处境“是绝对不利的”，要他们当晚渡 阳江，迅速向江口前进。任弼时等只好进到镇远以西，越过施秉至黄平的大道，寻找空隙渡那日河，再向铜仁、江口北进。这时敌军已在施秉、镇远、三穗一线配置，红军又遭遇黔军4个团东西两面夹击。战斗从10月1日上午10时开始直到2日拂晓才结束，红军终于突破敌军阵地，抢渡大沙河，袭占黄平旧城（即老黄平）。这是第二次遭遇战。

    接踵而来的是第三次也是损失最惨重的遭遇战。

    10月1日至4日，中革军委3次来电，一再肯定贺龙和“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一再督促“迅向江口前进”。但来电对江口的位置并没弄清楚，电文说：“如江口县在乌江西岸，应即改为向乌江以东、铜仁以西、印江以南的目的地前进；如江口位置未错，应即向江口前进”，“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特别是4日中革军委在命令中明确地说：“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这时，红六军团已到达乌江边瓮安县的猴场，本拟出敌不意，抢渡乌江，甩开敌人设法与红三军联系，接到军委连电催促后，不得不掉头向东北经石阡到江口地区。事实上，桂军没有南开。4日，湘、桂、黔军3方的代表正在镇远开紧急会议，制订联合作战计划。他们判断红军不会西渡乌江，北上必经余庆、石阡，于是星夜出动，企图消灭红军于石阡地区。

    由于情报不准，疏于戒备，任弼时率部东进，准备在石阡县的甘溪大休息，对周围的敌情并未觉察。前卫部队在李达率领下行抵甘溪时，突然与桂军第十九师遭遇，战斗失利，李达只得率两个团向西翻过梵净山渡乌江去找贺龙的红三军，和主力失去了联系。军团部一时弄不清前面的情况，措手不及中难于定下行动决心，只好转入梵净山区。9日，向施秉的大庆转移时，又与敌遭遇，边打边走，一路上遭敌拦击，互相对峙。王震率第五十三团在深山中临时辟路突围，后卫第五十团又被切断。经几次遭遇战后，部队被截成3段，在湘桂黔军24个团的包围下，于石阡、余庆、施秉间孤军奋斗，以寡御众。10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电告朱德：七日甘溪战斗中“我军前后减员约千六七百人”，“人员、弹药、精力消耗甚大”；“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人大规模的战斗十分不利”。为此，他们向中革军委提议将部队分成两个纵队，由王震率第十八师，任弼时、萧克随第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迅速转到黔东苏区附近，并准备12日开始分头行动。但军委对此未予答可，仍令他们集结部队，按原定的路线向江口前进。

    梵净山区，山高岭峻，居民稀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往往一天吃不上一餐饭；没有鞋穿，战士赤着脚在密林中转战。这时，任弼时病了，三天两头发疟疾，身子十分虚弱。他先是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后来改骑萧克给他找来的一匹马。但山势陡峭，骡马在羊肠小道上行走常常失蹄，他只好拄着木棍徒步行军。队伍零零落落。电台的队长阎知非背着机器，行走非常困难。任弼时见了，让通讯员把马牵来给阎骑，阎说我走得动，让陈琮英骑。这时，陈琮英却掉了队，赤着脚倚在树下喘息。负责宣传和收容工作的陈罗英发现她后，连背带拖地把她带走，这才赶上了军团部。她知道陈琮英身上带着机要的密码本。任弼时见了她们，高兴而诙谐地说：“哎呀，真要感谢你呀！我丢得起老婆，却丢不起机要密码本哟！”因为保护党的机密有功，陈罗英后来被提拔为湘鄂川黔省军分会的候补委员。

    红六军团被困于梵净山区已经七八天了，眼看不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可能遭更大损失，于是决定向南面的甘溪方向转移，由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担任警戒。但这支队伍又与正在山上阻击的湘军遭遇，当主力转到甘溪时，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又被截断。

    17日，主力到甘溪后，拟走小道，伺机通过石阡、镇远间的敌封锁线。傍晚，任弼时和萧克、王震商量如何突围。任弼时说：“哪怕牺牲一点也要突出去，等到明天就麻烦了。萧克，你下决心吧！”王震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突出去。”他们让陶汉章找来一个猎户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