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令德的交往

    杨令德不是抗战时到延安的文化人，而是《大公报》记者，“七七”事变后驻榆林从事采访工作。1938年初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当即给西北局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释放袁尘影。12月14日毛泽东复信杨令德：“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此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当时，杨令德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的，而毛泽东对于一个普通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令杨令德非常感动。他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说：“12月24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对毛泽东的话，杨令德感念不已。

    以上是毛泽东在延安时和文化人交往的一些片段。正是毛泽东的真心真情，谦虚礼让，感动了那些性情各异风格不一的文化人，成为造就抗日文化大军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当时在延安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对文化工作者却是十分照顾的，享受供给制待遇，对那些已有成就名望的文化名人更是特别优待，发给数额不等的津贴。如1938年3月到达延安的作家徐懋庸当上了抗大教员，每个月有10元津贴，同时在鲁艺兼课另有5元补助。而在延安时期，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在内，每个月的津贴一律都只有5元。

    （作者单位：江苏宿迁市纪委派驻纪检十二组）

    史料来源：

    张志清、孙立、白均堂《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

    刘益涛《毛泽东在延安纪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

    董少东《延安论文》http://bjrb.bjd.com.cn/html/2011-04/19/content_391875.htm，2011年04月19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