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4日到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一起，登门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席陈昌智说，总书记对民建的历史非常了解，谈到了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黄炎培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六十多年前他曾在延安与毛泽东有一场精彩的“窑洞对”。

    1899年，21岁的黄炎培在松江府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大喜之下，正式娶亲成家。

    新婚后两年，黄炎培辞去塾师的营生，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他从国际法说起，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文，考上了举人。此后他回到家乡，兴办小学、女学，传播新思想。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黄炎培在1914年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的职务，后来北洋政府两次征召他为教育总长，都被回绝。袁世凯曾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黄炎培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

    1941年，黄炎培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创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6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访问延安，为两党谈判搭建桥梁。不久，中共中央回电欢迎。

    除了王云五因病受阻外，其他六名参政员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7月1日，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子很愕然，一问才知道，1920年杜威访华时，黄炎培曾请杜威在上海演讲。当时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

    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黄炎培在同中共领袖交谈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朴实稳重”，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 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归来发起“拒检运动”

    在重庆黄炎培闭门谢客，由自己口述，夫人姚维钧执笔——原配王纠思在1940年过世后，黄炎培在贵阳大学演讲，女学生姚维钧一见倾心，后来两人书信往来百余封。等到姚大学一毕业，就同黄炎培在重庆成婚。黄在婚礼时散发的告亲友书中说，此是“佳人易得，同志难求”。他们夫妻联手，用几天时间，写出一本小书——《延安归来》。

    黄炎培这本74页的小册子分为“延安归来答客问”与延安五天日记两部分，回忆了他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呈现给外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延安归来》先是在《国讯》杂志发表了两天的日记，读者反响热烈。但当要发行单行本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原来国民政府规定，新书出版要送有关部门审查。黄炎培知道如果自己走合法程序，这本书就会被扣，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不送审，就直接印刷发行了。这本书出版当天，政府就出动人马四处搜查。封禁行为成了一种“广告”，读者们对书的内容更为好奇，初版的两万册在几天内销售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