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怎么念?”
“晓驾炭车碾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毛泽东抓起笔给我改作业,“虚有5分,名不副实。”
于是,我的5分变成了3分。
机关业余学校有5位老师,其实我还有第6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5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一门功课,毛泽东哪门功课都教过我。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老人家都为我花了很大心血。即便平日里写家信,也常帮我改正错别字。那个“的、地、得”的用法,毛泽东就给我讲过不止三遍。
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住在刘庄宾馆。据说这里又叫水竹居,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1954年以来经过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改建之后,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诸楼台水榭,尤具东方园林特色,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平日,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便说:“小封啊,你回家看看吧。”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
从父母那里回来,我立刻赶去主席休息的房间。因为又轮我值班了。何况,今天是1958年6月30日,明天是党的生日。毛泽东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今晚应该劝他睡一觉。
毛泽东坐一张藤椅上,正在看报。我轻步走近,那是当天的《 人民日报 》。
“主席,我回来了。”
“唔。爸爸妈妈都好吧?”
“都很好。他们……”
我没有讲下去。因为毛泽东只瞟了我一眼便又将目光转向报纸。他的神色告诉我,他正在思考,全部精力都聚集在那张报纸上,嘴唇嚅动着,像是念念有词。听不出念什么,是一串串绵长而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轻晃几下。工夫大了,我便有些困惑。主席虽然用两手张开报纸,目光却并未在上面流连。淡漠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莫非出了什么大事?我悄悄望报。张开的两版,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似乎全是一些“豆腐块”。
然而,那报纸肯定有名堂。毛泽东将报纸精心折两折,起身踱到窗前,停步深吸一口气,又踱回桌旁在椅子上坐下,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靠着靠枕。眼望天花板。接着又站起来踱步……
他显出激动,且时时宽慰地舒口长气。
他回到床上,半躺半坐,斜靠着靠枕。他又拿起那张报纸看,头也不抬说:“你把笔和纸拿来。”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我拿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交给他。他将报纸垫在白纸下边,鼻子里唱歌似地哼哼两声,便落下笔去。不曾写得四五个字,立刻涂掉。摇晃着头又哼,哼过又落笔。
我从来不曾见主席这种办公法,大为诧异,却无论如何听不出他哼什么。
就这样,毛泽东写了涂,涂了哼,哼过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头越来越大。终于,我听清这样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莫非是做诗?我仍然不敢肯定。
毛泽东忽然欠起身,用手拍拍身后的靠枕。长期生活在主席身边,我已善解他的意图,忙过去抱被子,将他的靠枕垫高些。扶他重新躺好。于是,我看清了那张涂抹成一团的纸。字很草,天书一样看不懂。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明天你还要开会呢。”我借机提醒老人家。”
“睡不着呀。”毛泽东撤开稿纸,指点下面的报纸:“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不容易啊!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那该多好呀。”
我低下头去看,那条消息是很小一块“豆腐块”。就是这样一块“小豆腐”主席也没丢掉。看到了,激动了,睡不着觉,做诗了!
毛泽东继续哼了写,写了涂,涂了又哼,哼过又写。折腾有两个多小时,轻轻一拍大腿,说:“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说实话,这两首七律诗放我面前读十遍,没有注解我也未必能说出多少道道儿。但是,我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美感。“日行八万里”、“遥看一千河”、“红雨随心”、“青山着意”、“天连五岭”、“地动三河”这样的句子,经主席那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诵出,竟然使我着迷。朦胧中像在听一首美妙动人的抒情曲,而像漫游在神秘的童话世界中。我真心诚意他说:“真好。大好了!”
毛泽东望着我:“什么地方好?”
我张了张嘴;说:“句句都好。”
“那你明白意思吗?”
“我……反正我听着就是好。”
“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真好,太好了。”
我说:“人民好,诗也好。”
“嗯。”毛泽东欣然下床,转转腰,晃晃头,做几个扩胸动作,然后上厕所。
我说:“主席睡觉吧?下午还要开会呢。”
毛泽东不语,眼睛闪闪发亮,在房间里走了走,走到窗前。哗啦!拉开了窗帘。一边朝外张望,一边自言自语:“天是亮了么?亮了!”
我也朝外望。东方的天际,火红的朝霞像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
毛泽东没有睡,走到办公桌旁,抓起毛笔,蘸了墨又写那两首诗,并且再修改一番。说:“你去把秘书叫来。”
我叫来秘书。毛泽东交代:“你把这个拿去誊誊。”
秘书拿走诗稿。毛泽东重又拿起6月30日《 人民日报 》,重又读那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他一上午又没睡,接着便去参加下午的会议。
夜深了,韶山宾馆里,毛泽东的卧室仍然亮着灯。
一般外出视察,主席往往改变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的习惯。这天上午他就是七八点钟起来绕村转一圈,转着转着就上了村子对面的小山头。山上有座孤零零的坟。毛泽东在坟前肃立,垂下头去。我们才明白这是老人家父母合葬的坟。
也许是思念父母?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不能入睡。他靠在被子上吩咐:“小封,你把纸和笔拿来。”
毛泽东又要做诗了。仍然是垫着报纸,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涂,涂了写,不时哼哼出声。当哼声停止,凝神默想时,我发现主席眼圈有些红,湿漉漉的,老人家动感情了。我仿佛又看到他手指水塘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那时候还没有见过长江。”
毛泽东轻轻合上眼。我看到他的胸脯在微微起伏,里面像有什么东西在咕哝。良久,他抬起眼皮,粗粗地呼口气,继续写,继续涂,继续哼。像上次做诗一样,反复很久。
“小封哪,我起来吧。”毛泽东望着诗稿说。
我扶主席下床。老人家在屋里走来走去,小声吟诵:“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这一次,我感觉自己全听懂了。仿佛32年的人民革命史,波澜壮阔地从眼前掠过……随即又消失,面前只立着凝思默想的毛泽东。
“主席,该休息了。”我小声说。
毛泽东抓起毛笔,重新写好诗稿,交秘书拿走后,又服一次安眠药,然后才上床。
我便替主席按摩两腿。每次睡前按摩,都是主席和我们拉家常的时候。大事小事随便聊,发牢骚骂娘也可以。毛泽东常说:我需要一些这种随便的生活,越随便越好,总把我当主席我受不了。
“唉,人生易老啊。”毛泽东叹气,“你已经不是娃娃了。银桥肚皮都起来了。”
我扑哧一笑,在小水库游泳时,毛泽东拍打李银桥肚皮说:“你也有肚子了,快朝我看齐了。”为此,李银桥揉着肚皮直犯愁。
我说:“人总归是要老的么。银桥不想老,我也不高兴总当娃娃的呀。”
“你自然不高兴总当娃娃,总当娃娃便讨不了老婆了。”
我红了脸低下头。在中南海跳舞时,我认识了战友文工团一位漂亮的女演员,谈了一段恋爱,刚吹了。这件事毛泽东全知道,曾多次关心询问。
“我的卫士不发愁,要有信心么。”毛主席轻轻拍打我的头。
我说:“不发愁么也不是什么高兴事了。”
毛泽东放低声音,像父亲开导儿子那样慢条斯理地对我说:“老婆不是花瓶,不是为了摆着看。讨老婆不能光挑长相,还是找温柔贤惠的好。自己进步,又能支持丈夫进步,那多好啊!家里和和睦睦,出去干工作也有劲。你说呢?”
我赧颜地闷声不响。
毛泽东笑了:“当然,挺精神的小伙子么,硬塞给你个麻子当老婆。也是不行的。总要自己看着舒服才好。而且,彼此都要看着舒服。”
我扑哧又笑。毛泽东也笑,笑得很开心。
毛泽东收住笑,换了一种严肃的口气说:“一定要先看思想,看性格,其次才是长相。思想一致,性格合得来,婚后才会幸福。要不然的话……”老人家稍稍停顿一下,眼神变得黯淡,叹了一声,“唉,是要背包袱的。”
我没有做声。听卫士长讲,毛泽东说过江青是他的一个“政治包袱”。
到了合肥,在省委组织的舞会上,我又认识了一位姑娘。看来我是到了该讨老婆的年龄了。跳舞时心里总发热,浑身细胞充血膨胀,精力多得用不完似的。我从前不像这么热情活泼,现在却被一致认为是“活跃分子”。很快我便同那位姑娘“谈”上了。她是安徽省话剧团的一位演员。
我们几名卫士间是无密可保的。小张、小田还有卫士长都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事情是我自己闹到了主席面前。
那天,我们和毛泽东一道吹牛聊天。这种时候是无话不说,没大没小的。既可以贫嘴,也可以动手动脚。
我首先发难:“主席,今天我要打瞌睡你可别怪,要怪怪小田。昨夜里他翻饼子,床板响一夜,吵得我没合眼。”
毛泽东感情丰富,有时候很容易相信人。见我一本正经,便认真起来问:“是不是娘老子又病了?”
这下子小田可满脸通红。上次在北戴河,他接到家里电报:“母病重速归”。当时主席身边人手少,不够用。可是听到这个消息,仍然命秘书从他稿费里支一笔钱,帮助小田回家探母。小田回到家里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干得正欢腾。一问,原来是想儿子拍了假电报。主席听到实情后,不但不批评,反而感慨万千:“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这回你们该懂了吧?所以说,不孝敬父母,天理难容。”
田云玉急得两手乱划:“主席,他造谣,造谣……”
我一边笑一边说:“娘老子没病;是西子姑娘病了。那边相思。这边也睡不着。”
毛泽东随我们一道笑,冲小田说:“好事么,不爱不相思。”
田云玉手指头快捅住我鼻子了,叫嚷着说:“我们谈两年了,热了凉,凉了热,至于吗?他才是发高烧呢。主席你还不知道?他来合肥又跳上了一个。”
“真的吗?”毛泽东望着我。
“没错。”田云玉抢着说,“这么搂着人家转,转晕了就甜言蜜语说悄悄话……”
我狼狈透了,周围是一片笑声。
张仙鹏说:“主席,我作证。小封跳舞跳上个对象,满不错的。”
我拔腿就逃,却被主席下令,让小田把我抓住拖回来。毛泽东问:“怎么个情况呀?别搞封锁。她叫什么?”
我有些忸怩。张仙鹏便说出那姑娘姓名,并介绍说:“跟咱们跳舞的那个话剧团演员。”
毛泽东根据张仙鹏的描述回忆一番,望着我说:“小封,你是不是速胜论呀?”
我摇晃着身子不做声,那姑娘的舞姿总是在眼前晃。
“这个人好不好呀?她的情况你全了解吗?”毛泽东把身体仰靠到沙发上,接着说:“不要一时头脑发热,要多了解了解。”
隔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来看望主席。谈过几句话。毛泽东突然指指我说:“我们小封跳舞,认识你们这里话剧团一个演员小×,这个人怎么样啊?”
曾希圣夫妇互相问询,摇摇头:“不了解。”
毛泽东说:“你看我们小封,又年轻又机灵,小伙子不错吧?”
曾希圣夫妇笑着连连点头:“主席身边的人,那还用说吗?”
毛泽东说:“怎么样,帮个忙吧?你们本乡本土的,帮助了解了解。”
曾希圣夫妇说:“行。这事就交我们好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情况了解来了。对主席说:“哎呀,不大适合。女方比小封岁数大,快大三岁了。”
“这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住我,“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我虽然不语,却遗憾地低下头。
曾希圣夫妇又说:“还没讲完呢。她已经生过小孩,是离过婚的……”
毛泽东又望着我问:“怎么样?小封。给你个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我真难为情,可还是摇了摇头。
毛泽东笑了,安慰一句:“关系还没确定,还是自愿为原则。”他对曾希圣夫妇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那位演员了。”
曾希圣夫妇刚走,毛泽东便捅了我一指头:“懂了吧?失败主义不行,速胜论也不行,看来还得搞点持久战。”
然而,有毛泽东帮忙,我便不曾打持久战。
上庐山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来看望主席。谈天中。毛泽东对杨尚奎的爱人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你那边老俵很多么,帮忙找一个吧?”
水静笑着说:“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一个个都长得那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俵好不好啊?”毛泽东问。
不容我张嘴,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哄喊起来:“好啊,江西老俵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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