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红墙深处》，作者 权延赤，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他面孔略显瘦削。瘦削的脸型出棱角，男子气足。单是相貌剽悍倒也罢，偏偏他又穿警服，腰上常佩枪，某种人见了不免心里要犯嘀咕。但我们见面亲，可以随便“侃大山”。

　　你看银幕上的“毛主席”表演得像吗？

　　貌合神离，少了血肉和性格。

　　作为卫士，你曾经很接近毛主席啦？

　　吃穿住行，形影不离。

　　谈话多了，便不能平静。感觉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确确实实是伟人，极伟大的人。

　　卫士长李银桥回来了。拿起我写好的决心书：我西生自己也要保护好毛主席。

　　“哈哈，你还能写出一句话么。一句话错两个字。”卫士长难得一笑，将满头黑发那么一甩：“走吧，跟我去见毛主席。”

　　走进毛泽东书房，我一下子张大嘴巴：天哪，这么多书！比我认识的字还要多千百倍，满屋书架都要胀裂一般。毛泽东坐在一张藤椅上伏案阅读。灯光炫目，他全身闪耀出麦芒一样长短不齐的光，我不知是泪水折射的缘故，以为毛泽东真是全身放光芒。

　　“主席，他来了。”卫士长小声报告。

　　“唔，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仍在看书。连问两遍没听见回答，便缓缓扭回头。

　　我痴痴僵立，无声无息。泪水像小河一样淌。

　　毛泽东起身来到我身边。大手轻轻按在我的头顶上，将头发揉搓，就那么随随便便一拍：“嘿，还是个娃娃呢。”

　　于是，我醒了，光芒敛去，看清一张早已熟悉的面孔，本能地叫出一声：“毛主席！”

　　“嗯，”毛泽东点头，“你叫什么名字啊？”

　　“封耀松。”

　　“噢，那你是不是河南开封市那个封？”

　　“不是的。是一封信两封信的封。”

　　“哈哈哈。”毛泽东开心大笑，手指头按在我胸前第二颗钮扣上，“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你就看不见信噢。那是一个字，懂了吗？”

　　我眨眨眼，不懂装懂地点点头。

　　“今年多大了？”

　　“十六。”

　　“爸爸妈妈干什么？”

　　“爸爸拉黄包车，妈妈在家里。”

　　“又是一个骆驼祥子么。你自己过去干什么？”

　　“在点心铺学徒。去年工会把我送到省公安厅警卫处学习。后来，厅长王芳带我来到北京……”

　　“我是为人民服务，要考虑处理许多国家大事，自己的一些事就顾不过来，想请你帮帮忙。你帮助我，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分工不同。这样分工你愿意吗？”

　　我用力点点头：“愿意。”

　　“嗯，那就看看我们谁服务得好。”毛泽东握住我手，轻轻摇。从此，我便留在了他身边。

　　又该我值正班了。卫士张仙鹏嘱咐：毛主席没睡觉，你要注意呢。

　　我便有些紧张。卫士长说过，每逢大事，毛泽东常常几天几夜不睡，紧张疲劳过度，情绪容易起伏。卫士既要劝他吃饭睡觉，又不能影响他思考和工作。不但需要忠诚，还必须足够机灵。否则，主席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这天，毛泽东是在书房办公，两堆文件都叠有一尺高。他左手夹烟，右手抓笔，阅读文件时眉头稍稍聚拢，全神贯注。落笔批示前，有时要吮两下嘴唇。

　　我轻轻走到主席办公桌旁，捧走烟灰缸。好家伙！光是烟头也足够我们四名卫士抽一天。那时，我不懂尼古丁，可也知道烟抽多了爱咳嗽，嗓子疼。便照卫士长教的办法，将主席的烟掰断几支，半支半支地插入烟嘴。

　　我的目光落到茶杯上。照规律，一个小时左右续一次水……可是毛泽东已经端起茶杯。糟糕，没水了。主席放茶杯的同时，眼皮掀了掀，目光在我脸上一触即离，茶杯落桌有声。我的心便跟着一震。忙去拿杯子。

　　“嗯。”毛主席咳一声，我的手一抖，缩回来。主席已经抓过去茶杯，眼皮耷拉着，目光顺鼻梁而下，朝杯子里望。放下那支改变山河的红蓝铅笔，忽将三根指头插入水杯，一抠，残茶进了嘴巴，顺势用手背擦一下沾湿的嘴角，动作自然熟练，像老农民。

　　我目瞪口呆。

　　主席一边咀嚼，一边轻晃轻磕茶杯，一边继续看文件。喉咙里咕噜噜响过一道吞咽声。目光刚离开文件，手指又进了杯子，把最后一点残茶抠进嘴里，茶杯便带声带响放回桌上。

　　我赶紧拿起空杯出来换茶。

　　毛泽东喜欢喝龙井茶，一天至少换两次新茶。我小声报告卫士长：“主席吃茶叶了，是不是嫌茶水不浓？”

　　李银桥毫不当回事：“吃茶怎么了？在陕北就吃。既然能提神，扔掉不是浪费？”

　　天渐渐黑下来。我注意到毛泽东穿了圆口黑布鞋的脚时而拍拍地。开始以为他坐久了活动活动血脉，次数多了，忽然想起什么，忙去看看温度计。真糟糕，才13度。

　　那时，中南海的暖气供应不好，室温常常保证不了20度。我望着黑下来的天悄悄琢磨，便琢磨出一个法子，出去灌了两只暖水袋。我在毛泽东的办公桌旁蹲下，轻轻地、轻轻地将暖水袋捂到主席脚面上。那只脚不再拍打地面，安静了。我将主席的双腿按摩一遍，然后撤身抬头。正要起身离开，忽然停住了。

　　在我的头顶上，探出一张亲切的面孔，红红的。目光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温暖，望着我，望着我……忽然，那嘴角抽动两下，眼睛变湿润了：“好，很好。谢谢，谢谢你。”

　　我的眼圈顿时也湿了，轻轻退去一边。

　　该给暖水袋换水时，我借机提醒他：“主席，你该吃饭了。”

　　毛泽东正在批写什么。头也不抬说：“怎么又吃饭了？”我说：“你已经快10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有这么长时间了？”毛泽东把最后几个字写完，抬头望望我，又望望窗外，想了想说：“嗯，那就搞点饭吧。”

　　毛泽东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吃饭，或在书房，或在卧室。由我用食盒提来，两菜一汤，一碗二米饭（大米小米蒸在一起）。两个小碟，辣椒和霉豆腐。除非有客，毛泽东吃饭手不离卷。他斜坐木椅，两眼盯着报纸。大概是看到一篇好文章，那天的吃饭便生出特色：两目有神，神色朝着报纸起伏变化。嘴巴无滋无味，单调地重复咀嚼动作。右手像一只机械手，在菜盘和嘴之间运动，筷子始终落在一个盘子的一个位置上。结果，一盘炒空心菜只夹走少半边，筷子便夹不着菜了。

　　我悄悄转动菜盘，让主席的筷子落在有菜的位置，又及时将荤素两盘菜换个位置。

　　“嗯？”毛泽东嚼了几口，突然一怔，目光转向饭桌，露出警惕之色，似乎在说：“味道不对呀！”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忙说：“是我把两盘菜掉了个个儿。”

　　“嗯。”毛泽东松口气，咽下嘴里的菜。“我说不对劲么。刚才还咯吱咯吱的，一下子变那么绵软呢……”他的目光又转向报纸。

　　“主席，吃饭的时候不要看了，影响消化。”我这点知识是保健医生教的。主席倒听劝，放下报纸端起碗，三扒两划将饭送入口，便撂了筷子，拿着报纸朝办公桌走去。我一把拉住他袖子：“主席，请你跟我出去走走。”

　　毛泽东盯住我，用鼻音长长嗯了一声：新官上任三把火啊。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喜欢深呼吸，一呼一吸都带了长长的声响，有时胸腔里也要哼出一道龙吟似的长音。他感觉这样舒服。

　　“几分钟了？”毛泽东问。

　　“别急，才五分钟。”

　　“小封啊，动物里什么飞得最快？”

　　“大概……雁？天鹅！”

　　“不对，不对。告诉你吧，是一种雨燕，又叫山燕子。”

　　“那我知道了，尾巴毛尖尖的像针。”

　　“那么你说什么动物飞得最高？”

　　“老鹰。”

　　“你是鹰鹫不分哪。飞最高的是鹫，这么写。”毛泽东抓住我一只手，在掌心里写。我痒痒，忍也忍不住想笑。毛泽东便索性抓住不放，多写几遍，“别光笑，会写了吗？鹫，鹫，能在珠穆朗玛峰上空飞，在世界最高峰的上空飞……”他一边说一边故意挠我的痒痒。

　　“鹫，鹫，我会写了，会写了。”我手心痒痒得拼命往回抽。

　　“现在几分钟了？”

　　“八分钟了。”

　　“我有一种感觉，你的表犯了路线错误，在倒退，在走回头路。”

　　“没有。主席，我的表从来不会倒着走。”

　　“1、2、3、4……”，毛泽东开始散步，数到120下，准备踏入书房的门，“现在10分钟了。”

　　我说：“主席，你该休息了。”

　　“不能睡哟。”毛泽东手指敲敲桌上的文件，“你服务得很好，我不把这些文件看完，就该输给你了。”

　　交班时，我嘱咐卫士田云玉：注意点，主席还没睡觉。

　　毛泽东这几天心情愉快，与容国团夺回一项世界冠军不无关系。恰好国内外没什么大事，高兴了，他也玩几下乒乓球。

　　那天下午，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我们三个值副班的卫士打乒乓球。毛泽东看见了，便走进来参加：“我也来玩玩小球吧。”

　　平心而论，我球艺虽然差，若认真较量，未必会输给毛泽东。可是，我怎么好意思赢他老人家呢？便规规矩矩把球送过主席那边。

　　毛泽东打球可不规矩，像他指挥游击战、运动战一样，冒着出界和落网的危险，竭力将球打出变化：那球落得忽近忽远，忽左忽右。我便奔跑不迭，应接不暇，流下汗来。

　　我送过去一个高球。毛泽东忽然瞪大眼，虚张声势盯住我的右案角。以毛泽东的球艺，能把球打在右案角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做好了万一落案的接球准备。

　　毛泽东的球拍挥动一半，忽然抽回胸前。一推，只轻轻一推。乒乓球便奔我的左案角落来。球速很慢，可我的重心已经右倾，急切里扭转，便失去平衡，差点滑一跤，踉跄着后退两步，眼睁睁看着球落在左案角上，接着又不慌不忙弹起来，朝地面坠落。

　　毛泽东哈哈笑，吮一吮下唇，眉目活跃出生动的表情：“声东击西，杀你个顾头不顾尾。”

　　于是，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能使毛泽东高兴，松弛一下过度疲劳的脑筋，始终是我们卫士的心愿。

　　一盘球打完，李银桥来了，招呼我们去搬沙发。

　　毛泽东书房里的大沙发，准备搬去另一个房间。李银桥指挥我们几个卫士搬。沙发大门小，试过几次搬不出门，只好又放回原处。

　　毛泽东进来了，问：“怎么没搬出去？”

　　我说：“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着我们，在沙发左右踱步。时而望沙发，时而环顾书房，时而瞥一眼门，终于停住步，作严肃思考状。我们有些不安。不知谁小声嘀咕：“主席，要不然……”

　　毛泽东用手势打断，慢条斯理问：“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先盖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这所房子？”

　　我们立刻赧颜地低了头。

　　寂静中，有人吃吃窃笑，小声说：“盖这所房子的时候，中国大概还没有沙发呢。”

　　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他的步。

　　“还愣什么？搬吧。”李银桥招呼一声，我们便又干起来。这次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终于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靠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不时笑着望望我们。沙发一出门，他便走过来问：“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我说：“没错，是先盖房子后搬来沙发。”

　　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两个字，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后来，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表扬李银桥的工作时，将这句话精练为：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当天，他在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公开发表了这一言论。

　　毛泽东带我们去游泳池学游泳。他说：“中国那么多大江大河大海大湖，你们都是旱鸭子可不行。”

　　毛泽东站在池水中，让我们卫士环绕他四周。老人家兴致很高，下操一样大声喝令：“憋气！”

　　我们卫士立刻都憋了气。有的鼓嘴，有的瞪眼。

　　“听口令扎下头去，别害怕——下去！”毛泽东一声令下，扑通，率先将头扎入水。

　　扑通通，我们跟着将头扎入水。

　　片刻，毛泽东唿隆一声冒出头，见我们跟着冒出头，便喊：“喘气！再下去！”

　　可是，我呛水了。吭吭直咳便想朝岸上爬。

　　“浙江人不去游水，该打屁股。”毛泽东并没有打我屁股，大手不轻不重打在我背上。我便咳得更欢，还夹带着笑。只听毛泽东喊：“莫用鼻子，用嘴喘气。听命令。憋气！下去！”

　　扑通通，我们又随毛泽东将头扎入水中。工夫不大又唿隆隆冒出水面……

　　就这么“扑通”“嗯隆”一番，我们几个卫士竟都学会了游泳。真快！后来，我们随他老人家游邕江、游长江、游湘江……毛泽东游到哪里，我们便跟到哪里。

　　每次游过泳，无论室内室外，春夏秋冬，毛泽东必要晒晒太阳。老人家酷爱阳光。他说：“一个人哪，还是要多见光。晒太阳就是身体上的消毒，增强抵抗能力。”

　　毛泽东要开会去了，朝我吩咐：“你把鞋子给我弄来。”他老人家湖南口音浓，鞋子不叫鞋子，听音是“孩子”。偏我又是浙江人，不知怎么搞的就听成了“桃子”。

　　我撒腿就跑，跑到厨房。

　　“快，侯师傅，桃子，快找个桃子。主席要吃桃子。”

　　“桃子？桃子……”侯师傅急得团团转，一拍大胆，想起什么似地跑出去。真行，很快找来一个大桃子。

　　我捧着桃子跑到主席书房，气喘吁吁。停步平息一下，才进去……

　　“主席，给。我把桃子递过去。”

　　毛泽东放下手中那本《 楚辞 》，望着我发愣。

　　我捧着桃子也跟着主席发愣。

　　忽然，毛泽东扑哧一笑。看看桃子又看看我，越笑越开心。

　　于是，我也嘿嘿窘笑。笑得很僵硬。

　　“鞋子，我让你弄鞋子来。”毛泽东提起右脚，左手指着脚说。接着又忍不住笑。这一来，我也笑出了声。笑得自然轻松了。

　　我给主席拎来那双棕色大头皮鞋。至于那个红白水嫩的大桃子，自然落进我的肚皮。

　　会议刚开一半，李银桥便皱紧了眉头：“这么说，主席已经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

　　“还喝过两茶缸麦片粥。”有人小声补充。

　　李银桥的目光从几名卫士脸上划过，最后落在我身上：“小封，下一班是你吧？”

　　“嗯。”我眉毛攒紧，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正是毛泽东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每逢大事，主席那没有规律的生活规律便被破坏得更无规律可言。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的习惯。其实不尽然。稍遇大事，主席的睡眠便不以时间为准，只依脑筋疲劳程度来决定了。全国全世界能有哪月哪周不出点大事呢？所以我们从来不统计毛泽东每天睡多少小时，那样算不清。我们只计算毛泽东一星期睡多少小时。我的记忆中，毛泽东一星期睡眠不超过30小时。有次睡了35小时，大家还高兴得喝了酒。

　　毛泽东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简直是太艰苦了！好了么，四菜一汤。差了么，一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一缸麦片粥，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做的霉豆腐喝下去，便算吃了一餐饭。24小时，他吃两餐时候多，也有吃三餐或一餐的时候。这情况如今讲给周围人听，他们多数不信。他们习惯拿身边的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作比较。他们就忘了，若是这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真能以主席为榜样，岂不是也可以变得伟大一点吗？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入口的东西是必经我们之手的。在我跟随毛泽东身边的十来年中，他没吃过任何补品。若一定说他吃什么补品也可以：当他脑力消耗过度，饥饿感强烈时，必要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吧？肥点的，补补脑子”。我来到主席身边时，卫士长告诉了主席这个习惯。我离开主席身边时，他仍是这个习惯。卫士中有个小李，现在在某公司任副经理，与外商少不了饭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叹：“唉，我经常一顿饭就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哟……我是没脸见他老人家了！”

　　李银桥还在望着我，目光忧虑、焦急、沉重。嘴角嚅动，半天只喃喃出一句：“想想办法，要想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啊？难道强迫主席吃饭睡觉？那样主席是会发脾气的，会把我赶走……

　　夜深了，我陪伴着主席，心里一个劲咕哝。老人家已是三天两夜了……

　　忽然，主席将头朝上仰去，以手加额，揉着、捏着、张开嘴，深深地、深深地吸气。我抓住时机，几步赶到主席桌旁，小声劝：“主席，您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放下手，布满红丝的眼睛望住我，倦容已是无法掩饰。他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用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我张了张嘴，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低头又看又写。我不敢说话了。经验告诉我，这个时候多说一个字也会引得主席发脾气。

　　我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不料还是惊动了侯师傅。他眨着两只焦急的眼，朝我嚷：“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我苦笑摇头：“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侯师傅闭口无言。他也不敢惹主席生气。

　　我烤熟了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一进门，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睡觉打呼噜很响。他斜靠着床上的靠垫，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就那么睡着了。这种情况我过去不少遇上，不敢叫醒他。毛泽东睡觉极少极轻，一旦入睡，不容惊醒，惊醒了必定发脾气。我把碟子放在暖气上。防止芋头凉。然后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起来。站着不会误事。

　　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咳嗽一声。我忙进去，双手捧了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拿来吧。”

　　我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过来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他过去作的一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我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他老人家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囔囔还在吟。见他自得其乐，我便悄悄退出屋，立在门口等候。我太困了，吹吹凉风可以保持清醒。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隐隐听到呼噜声复起，我轻手轻脚走进屋。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老人家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经睡着。

　　我踮着脚走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有异。探过头去仔细打量，接着又揉一揉眼。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还拿在手里，嘴里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微微战栗着！我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忙再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轻轻地去抠主席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瞪住我，气冲冲大声问：“怎么回事？”

　　“主席！”我叫了一声，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讲不出。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啰。”他望着我说，“好吧，小封，我休息吧。”

　　为了使主席睡好，依照惯例，睡前我先搀他上过厕所，再帮他擦一遍澡。

　　毛泽东太疲倦，由于久坐血液不得流通，全身难受。我帮他擦背，他哼哼着说：“用点劲，好，再用点劲。”

　　大概是在外面灌了冷风，我感觉肚里有股冷气乱窜，便尽力往回憋。可是给主席搓背也须用力，于是，那股冷气便失控了。

　　我放了一个屁，声音很大，脸也立刻跟着烧起来。在主席面前放这么响的屁多不好意思啊？

　　果然。毛泽东缓缓扭头，慢声慢气问：“小封哪，你在那里搞什么小动作啊？”

　　“对不起，主席。我，我放了一个……屁。”

　　“哎。不是屁吧？那是气。折腾你们休息不好，应该我说对不起么。”

　　“不、不是的。主席，是屁，不是气。”

　　“不是屁，是放了气。有气放出来好。宁在主席面前丢丑。莫让冷气攻心么。”

　　我扑哧一声笑了。紧张局促全消失，声音也变得自然：“主席真幽默。你说是气就是气吧……

　　毛泽东也笑了，说：“活人哪个不放屁？屁者气也，五谷杂粮之味也……”

　　从这一天起，我跟毛泽东就像家里人一样亲近随便了。

　　值班室的电铃响了。我丢下手中的语文书，忙朝主席卧室赶去。

　　进城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老人家的起居生活由我们卫士具体照料。

　　正如人们参观中南海见到的那样。毛泽东始终睡一张木板床。虽有五尺宽，大部分却被书籍占据了。后来我从电影中再见到那张床时，泪水便止不住流。床上的一切都和我30年前第一次走进毛泽东卧室时见到的一样。那里外白布的被褥，用块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

　　老人家躺在床上，斜倚一个靠枕，正在读报。全国性大报自不必说，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主席每天都要过目一遍，看不完便在起床后接着看。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的生活除了开会、接见、外出视察，剩下来的内容基本可以概括为看书、读报、著书、批阅文件，就连理发的一点时间他也不浪费。他规定，理发只能用10分钟，剃须只许用5分钟。理发的10分钟他也拿了书报阅读，只有剃须的时候才释卷。

　　我替主席涮一条毛巾递过去。他放下报纸。用湿毛巾擦擦手脸。有时也随心所欲地用这条毛巾擦擦身体的其他部位。他丢下毛巾，便继续看报，直到看完那份报纸，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淡漠的目光凝视着前方某一点，石雕一般。

　　他在思考。他总是思考、思考、思考……

　　忽然，他眸子里闪出一道光亮，眼球轻轻转动，深深呼出一口气：“嗯，我起床吧。”

　　我帮主席穿衣。老人家喜欢穿旧衣服布衣服，穿着软和。他的内衣裤由我们卫士缝补浆洗，外衣制服送王府井洗衣店洗。不经主席同意，没人敢扔他一件旧衣裤，哪怕破得补不住。也没人敢擅自替主席买新衣，买来会挨批。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主席没添一件新衣。制服袖子磨破两次，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

　　毛泽东喜欢穿长筒线袜。穿到脚上，我才发现脚背上又磨破一个洞。我帮他脱下补，劲用大了些，一个洞变成了三个洞。

　　“主席，换双新的吧？”我抬起头问。

　　“嫌补着麻烦了？”

　　“这袜子都糟了。”

　　“我穿几天磨破一个洞，你动一动手就弄破两个洞，看来不能全怪我的袜子糟。”

　　真拿他老人家没办法，越老越固执。我只好取针线将那破口吊几针，重新帮他穿好。并且半认真半玩笑地提醒：“主席，接见外宾坐就坐，别老往前伸脚。”

　　“为什么？”

　　“一伸就露出袜子了。家丑不能外扬。”

　　毛泽东笑了：“小鬼，就数你聪明！”

　　我把他的圆口黑布鞋拿过来：“走路也要小心，这鞋底磨得不比纸厚，踩了钉子就糟了。”

　　毛泽东不笑了，望着我认真地说：“讲吧，都是老话。不讲吧，还真不行。这比红军时候强多了，比延安时期也强多了。艰难时期节约，可以说是逼的。富了还讲节约，没人逼就要靠自觉了。要靠思想觉悟呢。”

　　我不免愧疚，赧颜地垂了头。

　　我照顾主席洗脸刷牙。我在他身边的十来年，老人家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使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也从未抹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刷牙的牙刷也是用到几乎没毛才换。而且不用牙膏，只用牙粉。老人家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在延安就是用牙粉，我用惯了。”

　　毛泽东吃饭，我侍立一旁观察。老人家不吃牛奶面包，吃豆粥小菜。一双毛竹筷子不时戳向辣椒和霉豆腐。每逢看到毛竹筷子，我总想起一个故事。

　　毛泽东外出，我们总要为他带上毛竹筷子。有次去广东，我忘了带。住宾馆，那里全是象牙筷子。要吃饭了，我跑去厨房要竹筷子。服务员笑道：“竹筷子？我们大饭店哪能用竹筷子？我们全是象牙筷子。”无奈，那就用象牙筷子吧。可是，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们不用这么高级的筷子”。我忙又找服务员，从服务员家里弄来双毛竹筷子，一长一短一粗一细，不配套。我不安地将筷子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使用一边说：“不错。用着很好。象牙筷子太重，还是竹筷子好。”

　　饭后，毛泽东开始办公。我替他沏好一杯龙井茶，又将两支烟掰作四截，插入烟嘴。

　　毛泽东刚坐下，忽然想起什么，右手抬起来，由里向外轻轻一挥：“你去吧，上课去。”

　　我心里一阵热。毛泽东这几天正忙，仍然没忘记我们上课的事！

　　那是1954年，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李银桥叫去，提议办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他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人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富强不起来。他让李银桥从他工资中拿钱，由张管理员买来书包、笔墨、字典、作业本和课本，给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和我们一组的卫士每人一套，并且以他的名义请来老师为我们上课。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现在是我值正班，怎么好离开主席？我说：“现在我值班，不去了，回头可以找人补。”毛泽东说：“你去吧，把暖瓶放这里就行。你们年轻，不要把年轻的时间荒废掉。”

　　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极看重学习，他要求我们的事情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那么大年纪，为接见外宾需要，仍坚持学英语。他湖南口音重，普通话都讲不好，学英语更困难。英文版的《 北京周报 》他每期必读，一定要读出声，请老师帮助纠正口音。反复练习。我劝他：“休息吧？”他总说：“学一点总比不学好。”

　上课回来，我径直赶到毛泽东卧室。主席办公有时在书房。有时就在卧室。

　　第一件事就是给主席倒烟灰缸、换茶水。

　　毛泽东抬起头，随即伸出左手：“拿来我看看吧？”

　　毛泽东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本。我早有准备，忙将本子递过去。毛主席先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嗯，好。又进步了。”

　　我也高兴，面有得意之色。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5”。

　　可是，毛泽东还在看我的作业，看得很仔细。笑容渐渐消失，“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

　　我紧张了，把脸凑过去看。那是我默写的白居易的诗《 卖炭翁 》。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行的下边划道：“这句怎么念。”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

　　我脸红了，抓挠头皮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