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到1995年，日本市民团体在日本全国举办了“731”部队图片展，参展人23万以上。森村诚一的揭露“731”细菌战的小说《恶魔的饱食》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时，十分畅销，卖了几百万部。德惠大霍乱纵然没有查清是日本人的责任，我就打算向台湾索赔，当时国民党也有责任。有人说那是自己人，索赔不合适。我们只能针对外国人。   

　　吉林省博物馆专家赵聆实等人经过调查，确认吉林的榆树、永吉两县霍乱均为原驻长春孟家屯日军第１００部队旧址传来，而德惠大霍乱发生的时间与两县基本一致，更何况德惠距长春距离比榆树、永吉两县更近。因此很难把德惠大霍乱的起因同日军完全抛开。否则，我为什么不怀疑意大利黑手党、德国盖世太保？但这一切均是推测，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如第一例病人、传播路线等。我同赵聆实谈及此事，他也感到震惊，因为他从没有听说过德惠大霍乱。  

　　我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没有突破。这时我想应该动员全社会力量重视参与这项工作，接受教育。于是我联系４０位德惠等地的同学、朋友、亲属等各界青年发出倡议。大家都抱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０日开始，我向有关政府领导、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及日本等国发出了倡议书６０余份。希望调查宣传德惠大霍乱，建立纪念碑等。并郑重表示我们倡议者愿意捐款。   

　　没想到的是，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行为，日本侵略和现在都需要付出勇气。生旦净未丑、蛤蟆老鼠王八蛋就不断粉黑登场，把我们当成“怪物”、“妖精”、“霍乱菌携带者”和“有意传播霍乱者”。他们嘲笑、讥讽，不是正眼看我们，说我们-----“有精神病，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现在中日关系好都好不过来呢，现在人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经事都干不过来，谁还管你那**事。就是都干不正经事，就更不会管你那**事，日本人再打过来，你们都没有好下场。”有个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所谓专家轻蔑地讥讽：“你们搞不出什么名堂！”一卫生机构的泼妇态度极其恶劣，不给予一点配合。一政府官员听说我打电话给他，就说“你打错了”，态度十分生硬。一日本友人乐于协助调查，但随行的中国翻译却冷言冷语，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赵聆实向上级申请，准备成立调查机构，然而却不被批准。   

　　６月２４日，发出倡议书后得到第一个反馈是一个倡议者从德惠打来电话。原来我给他单位领导也发去倡议书，领导一看他也参与此事，就十分恼怒，找他谈话，说太目无组织纪律、煽动闹事、谣言惑众、破坏安定团结大好政治局面，想不想要前途了。该倡议者急忙告诉我，以后别提他了。还有一个倡议者背后诋毁我，说我没告诉他就把他作为倡议者。这纯属胡说。建议书曾给他看过，希望提意见。当时他没说不同意。如果他说不行，我没必要非让他在里面坏事。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抗日战争时多少事都坏在汉奸手里，他们一再做出亲者仇者快的事来，没想到我也遭遇如此之人。不要以为我上纲上线。其实和平时期没有生命危险，都自相残杀，更何况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我自已付出了５０００多元钱，还辞去工作，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我气愤，我失落，我终于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一笑置之。我倒觉得鲁迅笔下那些麻木愚昧的看客有几分可爱，毕竟他们仅仅是看，而没有那么多的其它。如果说鲁讯认为看客病死多少不必以为不幸，那么对我们有着丑陋言行的东西该如何诅咒呢？我们没有理由愧疚，我们堂堂正正，无怨无悔。应该被嘲笑、批判的决不应该是我们，真的，决不应该是我们。
    任凭他们的话比屁还臭，脸比擦腚纸都脏，我们不予理会，依然坚持不懈，昂然前行。更何况还有许多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士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鼓励。有一个叫唐东的人从日本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愿意帮助。有下岗的倡议者表示借钱也要捐款。我的母校德惠杨树中学在周显木老师的号召下，学生在假期走访见证人。也有日本和美国的友人帮助调查。这都让我们十分感动，增加了力量。他们比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家伙强多了。
     ７月７日，七七事变纪念日。我还在考虑此事时，在德惠民政局工作的倡议者冯久峰打来电话，说德惠市领导十分重视此事，刚才宣传部和卫生局来人询问情况，如是否兑现捐款等等。
     ７月８日，德惠市卫生局杜同志打来电话，问我们调查多长时间、资金来源、目的，并说需要领导决定。    德惠市委书记钟振明也同德惠文史专家李忠逊交流探讨德惠大霍乱起因、调查可行性等问题。    由于迟迟没有德惠方面的答复，我就直接拜访。８月９日，我去德惠市委见到了市委副书记杨大明，他爽快温和，平易近人，说我们是热血青年，让我坐下喝水。他说德惠大霍乱过去时间太长了，确实不好调查，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也许到最后还查不清。无论如何，要请示上级，在党的领导下，符合党的方针、政策、路线……   我还通过市长公开电话１２３４５给长春市市长李述打去电话，还发去电子邮件，并亲笔写信给他。李述市长十分关注，表示要研究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