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向世界推介中国最成功的人是德国人，叫卫礼贤。他原名为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为卫礼贤，字希圣，信儒教，并自称是山东人。

    1873年10月10日，卫礼贤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王国的首府斯图加特，父亲是手工业者。1895年8月，卫礼贤结束了首次神学职业资格考试，从事牧师工作。后来，作为传教士来到青岛，办教育、医院，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等，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功臣。

    1899年，卫礼贤来到中国，试图开始他的传教生涯。“呵护在殖民地的德国的灵魂”。卫礼贤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随后乘坐往返与上海和北方外港的海岸小火轮，“烟雾笼罩的崂山忽然升起在海面之上，不一会儿小火轮到达青岛”。

    卫礼贤住在青岛安琪儿旅馆，而公鸡则大摇大摆地站在他的床上……第一次骑马出游，用好奇的眼光观察中国风情，用诗一样清新的文笔描写美丽的青岛乡村和北方的夜晚，并且远行到即墨，感受到“冒险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气里”，“欧式房屋一间也没有见到，旅馆和其他几座建筑尚未完工，都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里。……街道正在修建，山上开着又宽又深的沙沟。”

    卫礼贤学习中文，进步飞速，也许他的心灵已经和青岛融合。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反思西方的传教方式，“我在中国没有为一个人洗礼，所以我也许能够走得更近，真正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

    卫礼贤对山东很有感情，到潍县、青州、济南、泰山、曲阜旅行，记录了当地的名山大川、风土习俗。在曲阜，他参加了孔子后裔的婚礼；在济南，他得到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的接待。为了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他还到山西看云岗石窟，到杭州看西湖和秀美的园林，到当时的政治变革的中心武昌、南京和北京，感受时代的变革。卫礼贤目睹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看到了辛亥革命如何席卷中国大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脑海中随时都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碰撞迸发的火花。

    然而，和中国人通过带有阶级斗争特色的电影了解的传教士不一样，卫礼贤不属于那种宗教狂热分子，而是对文学与艺术有着较高天赋和良好修养，对于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思想与文化有很高的兴趣，更由于看到中国人缺乏教育、公共卫生落后，他就没有传播上帝的福音，而是从事慈善事业，兴办学校、医院。

    1900年5月，与新婚妻子开办了“德华神学校”。得到同善会的支持和资助后，于1901年建立起独立的校舍，定名为“礼贤书院”，并聘请了一些中国旧文人和新式知识分子担任教员，这些老师熟读儒家经籍，都是科举出身的举人或贡生。在平度籍举人邢克昌等教师的影响下，卫礼贤对《论语》、《大学》、《诗经》等儒家经籍的理解水平飞速增长，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1902年底，山东巡抚周馥到青岛访问，胶澳总督欢迎并设宴款待周馥，小说《官场现形记》有一回就写了周馥的这次胶澳之行。周馥参观礼贤书院后，授予该校派学生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的资格。

    卫礼贤最钟情的还是儒家文化。他为自己取的汉文名字，字希圣，以及自命为儒家弟子，都体现了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早在1903年，卫礼贤就在青岛做过一个学术报告，题目是《孔子在人类代表人物中的地位》，对孔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孔子诞生地山东，这无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弄大斧。后来，该报告还出版了单行本，在德语读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他还于1909年在《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杂志上发表过《孔子的意义》一文。当然，他初出茅庐，有某些不成熟的特征，认识理解尚显肤浅。

    卫礼贤曾向德国当局建议在青岛办一所大学，德国与清政府采纳了这一意见，1906年在青岛开办了青岛特别高等学校（亦称德华大学）。1914年该校迁往上海，与同济医学专科学校合并为同济大学。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成绩优异，1906年清政府赏给卫礼贤四品顶戴，成为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

    有人指出：“卫礼贤在青岛办教育，与德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根本目的有一定区别。曾培养出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既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

    修筑胶济铁路时，德国侵略者在高密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遭到坚决反抗，最后被迫撤军,并由德国天主教会主教卫礼贤牵头,组成医疗队,在高密各界绅士的协助下,深入抗德各村庄,为受伤群众进行免费救治,对死难群众进行抚恤救助,并在沿线村庄设立医院、学校,帮助农民疗伤看病,资助农民子弟上学。

    1911年辛亥革命后，许多满洲王公和前清大臣都在青岛找到了避难所，卫礼贤见其中有许多是出身翰苑的饱学之士，就与康有为在礼贤书院内建了一所“尊孔文社”。尊孔文社不仅是研究儒学的一个机构，还是卫礼贤联系前清遗老的一个组织，在这里人们不仅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常进行中西学术交流，既安排中国学者讲授中国文化，也安排德国学者讲授西方文化。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译成德文，向德语读者译介一些儒家典籍为主的中国古典作品，迄今仍在西方再版发行。为青岛“德华神学校”的中国孩子们学习德语而编写了许多教材，主要有：《德汉语言练习册》、《德汉语言教科书——汉语课文》等教材。与此同时，还翻译《三字经》《诗经》《三国演义》《聊斋》和《吕氏春秋》等。

    1910年，他翻译的《论语》全文由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代表着他的最高成就。还向西方尤其是德国读者介绍中国的风土与人情、历史与文化、现状与人物等。如《中国的乞丐》、《山东省的教育》、《关于中国的形势》、《中国的天文学——据中国文献资料编写》、《中国的社交礼仪》、《山东的丧葬风俗》、《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联系》、《中国女孩出生的风俗》、《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使命》、《中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中国的海军》《西藏问题》、《中国的青铜器收藏》、《所谓秦始皇焚书事件》、《中国的文化斗争》、《国民党的影响》、《袁世凯》和《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的区别》等。这些介绍虽然大多带有猎奇的性质，而且缺乏深入的背景分析，但也明显表现出卫礼贤对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关注，已经难能可贵。　

    1911年后，卫礼贤除继续坚持办学外，更多地转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学术翻译工作，在整个欧洲都赢得了声誉，因为卫礼贤翻译的水平是最好的，奠定了卫礼贤作为翻译家和汉学家的地位。

    随着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卫礼贤开始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中国，而不再仅限于做一般性的介绍。其中，《中国——民族与特性》(青岛，1911)和《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批判文集)》是这一时期两部较重要的作品。

    1914年，卫礼贤创建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青岛第一个现代图书馆，亦为中国早期图书馆之一。

    1921年底，卫礼贤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这使得他有机会跟“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分子如蔡元培、胡适等建立联系。1921年他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教授德国文学，并创办了“东方学社”，之后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的著名汉学家，进入汉学生涯的黄金时期。

    1925年11月4日，在法兰克福建立了德国第一个“中国学社”，创办了数种汉学研究的报刊，主办各种中国文化报告会和展览会，涉及文学、艺术、绘画、建筑、工艺等领域，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吸取其精华。除此之外，中国学社也是中国留德学生的活动中心。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中国学刊》（后更名为《汉学》）。他还邀请胡适作学术报告，陪诗人徐志摩作欧洲之旅。1928年，徐志摩写诗《小花篮》，题记“送给卫礼贤先生”，是年3月23日发表在《晨报副镌》，以纪念一年前卫礼贤陪伴他游览德国。就在这一年，他写作的《中国的精神》一书，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在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黑塞在读完《道德经》译本后写道：“中国哲学家老子，在以往的两千年内并不为欧洲所知，但在过去的15年内却被翻译成了所有的欧洲语言，他的《道德经》也成了一本时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