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来，崔永元团队拍摄和发行的《我的抗战》电视片和书籍都引起广泛关注，笔者得到一本《我的抗战》，写了一篇文章“崔永元的《我的抗战》瑕疵太多”，得到一些各界的反馈，崔永元和《我的抗战》节目组先后来信，表示接受监督。

    谢谢您的监督，我们会认真对待，在书再版之时修改。

    敬礼。

    《我的抗战》节目组

    我的回信是：

    你好

    并非有意给你们出难题，希望我们共同追求历史真相和抗战精神！

    工作快乐！

    王锦思 北京

    和崔永元的交流

    以前，我心中的鬼子形象是拿着三八枪，戴着布条军帽，哈着腰偷偷摸摸,最后又屁滚尿流。应该说电影和小人书给我这样的认识。少年的小人书早都消失了。

    1996年，在长春义和路旧书市场，我又欣喜地发现它的身影，封面熟悉而亲切，像老朋友娓娓道来。1997年，我在这里偶遇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他也喜欢连环画，《实话实说》有多期关于抗战的话题。当时崔永元带个墨镜，因为《实话实说》才播出不久，刚有点眼熟，他可能怕刚刚熟悉他的观众认出来。

    我后来看到崔永元不仅关注抗战历史，他还从两国国民素质角度上考察中日问题。崔永元在日本地铁上，看到一个人喝得醉醺醺，前面的人都不躲，吐得前面那个人身上都是污物，结果那个人把手绢掏出来，他先给那个喝醉的人擦。崔永元说：“我们很难做到，真的，这些东西其实挺刺激我的。因为我看得越多，越觉得心里难受。我就想，我们的足球队踢不过他们，我们产品不如他们好，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国民素质整体要比人家低，我们才什么都不行，我着急这个事情。”

    注：以下文章经过崔永元审核后发表。崔永元针对本文的来信是：“没问题！让我们一起想办法接近真实的历史。致敬！”

    和崔永元就《我的抗战》瑕疵进行交流（王锦思）

    近一段时期来，崔永元团队拍摄和发行的《我的抗战》电视片和书籍都引起广泛关注，笔者王锦思也在2010年末的新闻发布会见到了崔永元，得到一本他签名的《我的抗战》。当我简单看了两个小时之后，却发现存在不少瑕疵，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崔永元的《我的抗战》瑕疵太多”，得到一些各界的反馈，有的人支持我的质疑和批评，也有的人认为我的质疑和批评是多此一举、有损中国抗战史宣传队伍的形象。

    几天前，我又看到崔永元在微博中说， “不造假，从领导开始，从政府开始。”我有感而发，觉得不造假也要从传媒工作者和历史学工作者开始。于是，我又在“崔永元的《我的抗战》瑕疵太多”基础上做些改动和调研，形成“崔永元的《我的抗战》涉嫌历史造假？”一文发出。

    恰好2月26日(星期六) 02:06，也就是子夜两点，崔永元针对“崔永元的《我的抗战》瑕疵太多”这篇文章给我来信表示：“真心感谢您的批评！希望继续监督，因为对历史负责是不需要理由的。”这封信表现了崔永元的胸襟和品质，我觉得这真是为历史负责，十分难能可贵。

    可能随后崔永元又看到了我的新文章“崔永元的《我的抗战》涉嫌历史造假？”2月27日(星期日) 00:30 ，崔永元再次来信指出：

    你的文章题目是‘涉嫌历史造假’吗？我反感这个题目，太文革了。出错和造假有品质上的区别。

    我也觉得，自己这个题目或许有些不留情面和文革遗风，但是本意并非真的认为崔永元团队造假，也是为了反击一些质疑，那就是崔永元团队并非有意造假。

    我于是给崔永元回信表示：

    我上篇文章:“崔永元的《我的抗战》瑕疵太多”许多人看到后给我来信，说崔永元涉嫌造假。我只是转述一下，并带有疑问，并不是肯定，希望你不要误会。你仔细看完里面内容，就会知道我并不是认为你涉嫌造假，而是无意出错。希望你能仔细看完，就像“我的抗战”也需要仔细看完才能评价一样，而不是单纯看个题目。

    以前中央电视台为迎接抗战60周年拍摄电视记录片《抗战》，剧组信誓旦旦地宣称：“第一次对抗战史料作最细致、最全面的梳理”。然而网站上却漏洞百出，谬误频频，错字连篇。比如关于平型关战役的歼敌数字一为“1000多人”，随后又说“3000多人”；把汉奸汪精卫的死亡竟尊称为“逝世”。这些最起码、最基本的常识都被搞错，不禁让人为这部记录片质量产生怀疑和担心。我于是给剧组多次打去电话，提出意见，编导才不情愿地改正。

    可以说，您谴责领导政府造假，他们需要改正和胸襟接受。您上封给我的信做到了虚心和胸襟，很难得。

    我并不认为你有意造假，但是鉴于你的意见，我可以尊重修改。只是在博客里改了，其他转载我无法左右。如给你带来负面影响，请抱歉。

    顺祝工作快乐！周末快乐！

    王锦思

    2月27日(星期日) 11:32 崔永元再次回信说：

    已将你的信转发出版社，再版时一一更正，再次感谢！希望继续监督。我们的编导都是年轻人，对历史知之不多，所有错误都可算在我头上，因为我是负责人。另，我们口述史项目八年花费上亿元，因项目较多，不能都算在“我的抗战”上，我已解释多次。抗战八年还是14年没那么简单，这是个学术问题，关键在于义勇军和抗联的组织归属，说来话长。表述为：中国军民14年抗战比较准确。

    当然笔者王锦思的分析文章也并非完全缜密细致、无懈可击。不过每个人，每个团队的前进和探索都难免没有磕磕绊绊，难免没有失误错误。也正是我们每个人在对抗战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之下，抗战历史才更有可能接近原貌和真实。基于此，我仍然觉得要向崔永元团队表达我的敬意。

    崔永元承认《我的抗战》瑕疵精神可嘉（王锦思）

    有些日本人不承认侵略，历史记载满纸荒唐言。而中国也经受诚信危机的考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有难度，对抗日战争研究宣传的打假同样不容易。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名人，居功自傲、高高在上，自以为掌握抗战历史的真理，对于任何批评都难以接受，甚至嗤之以鼻，丝毫没有胸襟，影响了进一步看清抗战历史的可能性。

    近一段时期来，崔永元团队拍摄和发行的《我的抗战》电视片和书籍都引起广泛关注，笔者也在2010年末的新闻发布会见到了崔永元，得到一本他签名的《我的抗战》。当我简单看了两个小时之后，却发现存在不少瑕疵，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崔永元的《我的抗战》瑕疵太多”，得到一些各界的反馈，有的人支持我的质疑和批评，也有的人认为我的质疑和批评是多此一举、有损中国抗战史宣传的形象。

    几天前，我又看到崔永元在微博中说， “不造假，从领导开始，从政府开始。”我有感而发，觉得不造假也要从传媒工作者和历史学工作者开始。笔者挑出这些瑕疵，是希望《我的抗战》再版的时候能够有所改善，让读者和观众别为错误的历史发蒙。

    崔永元给我来信表示：“真心感谢您的批评！希望继续监督，因为对历史负责是不需要理由的。”这封信表现了崔永元的胸襟和品质，我觉得这真是为历史负责，十分难能可贵。崔永元并表示“再版时一一更正，希望继续监督。我们的编导都是年轻人，对历史知之不多，所有错误都可算在我头上，因为我是负责人。”

    以前中央电视台为迎接抗战60周年拍摄电视记录片《抗战》，剧组信誓旦旦地宣称：“第一次对抗战史料作最细致、最全面的梳理”。然而网站上却漏洞百出，谬误频频，错字连篇。比如关于平型关战役的歼敌数字一为“1000多人”，随后又说“3000多人”；把汉奸汪精卫的死亡竟尊称为“逝世”。这些最起码、最基本的常识都被搞错，不禁让人为这部记录片质量产生怀疑和担心。我于是给剧组多次打去电话，提出意见，编导才不情愿地改正。

    战后，日本没有对右翼彻底清算，导致历史胡言乱语。建国以后30年内，中国历史研究也一度受制于政治的紧箍咒。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加上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同时，抗战史料收集、整理、研究还十分不够，一直阙如。许多史料单位收藏了很多档案不开放，要么收费高价，要么只有找关系。比如我国所有档案馆封存慰安妇档案至今，未能得到及时利用，难以进行实证性研究。而美国、日本历史档案普通公众想看可以随时去，培养起一大批民间的历史学家。

    而各种人出于各种目的，随意篡改历史，影响了对历史的真正记忆和把握。在审讯伪满傀儡皇帝溥仪时，他为了显示积极进步，就道听途说，明显夸大地说日本掠夺600万吨粮食，结果遭到检举，被管理人员批评。在许多浮躁情绪影响下，历史难免不发生扭曲，仅有感情记忆，而没有知识记忆或者理性记忆。

    细节决定成败，在历史上多个关口，就因为中国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功亏一篑。在讲究诚信和真实的今天，尤其是抗战历史，更应该严谨认真，做到滴水不漏。对于各种日本侵华历史的严谨和求真，是回归理性的必由之路。一个时刻不忘忏悔自责的民族，它的灵魂和形象格外光辉高大，无论这个民族是谁。正如《我的抗战》也认识到：“诚信二字为人怀疑久矣——把犯事的真相遮盖得严严实实”。

    当然笔者的文章也并非完全缜密细致、无懈可击。不过每个人，每个团队的前进和探索都难免没有磕磕绊绊，难免没有失误错误。也正是我们每个人在对抗战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之下，抗战历史才更有可能接近原貌和真实。《我的抗战》瑕不掩瑜，有限的失误和错误不影响它的崇高。而崔永元虚心接受质疑，表现了他胸怀坦荡、虚怀若谷的风范和品质。基于此，我仍然觉得要向崔永元团队表达我的敬意。

    以下为：

    崔永元的《我的抗战》无意出错（作者：王锦思）

    针对《我的抗战》存在的史实不严密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崔永元团队有意造假，显然有失偏颇，玷污了崔永元《我的抗战》团队多年的努力，当然无意造成的错误也应改正，这才是真正为历史负责　。

    近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中说， “不造假，从领导开始，从政府开始。”诚哉斯言。但是笔者王锦思认为，不造假也要从传媒工作者和历史学工作者开始。

    近一段时期来，崔永元团队拍摄和发行的《我的抗战》电视片和书籍都引起广泛关注，笔者也在2010年末的新闻发布会见到了崔永元，得到一本他签名的《我的抗战》。当我简单看了两个小时之后，却发现存在不少瑕疵。当然这些瑕疵也就是假的历史，并非崔永元团队有意为之，但是也暴露了主创者、制作者和历史学者们的草率、马虎，基本功不牢等问题。崔永元，作为领头人，难辞其咎。

    根据《我的抗战》纪录片顾问、江苏行政学院教授李继锋评述，这是“历史纪录片的新标杆”。除了总策划崔永元、总导演曾海若等几个核心人物之外，“我这个挂名的历史顾问也是把32集《我的抗战》从头到尾认真看完的人”。

    乌尔汗作为剧组的联络人，最初给顾问的任务就是给大功告成的每集片子找毛病，“要鸡蛋里面挑骨头”。李继锋为此使劲挑，他觉得起先还挑出个别的毛病：“可越到到后面就越难挑。越难挑，看的遍数反而越多，不过，许多集最后的审片意见还是惊人一致的：本集未发现问题。专门纠错的人抓不着错，也很失落，觉得很愧对顾问这名号。凡事见微知著，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我的抗战》剧组是做事相当严谨认真的团队。”

    我大体阅读第一遍时候得到这样的感受，总体而言，这是一本好的书，也是一部好的纪录片。当我过段时间再次翻看之际，却发现一个错误，就是该书213页把抗战伤亡说成是“2000万”，而实际上应该是“3500万”，《我的抗战》最后面结束语上就是用了“3500万”，明显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摆了乌龙，犯了一个错误。

    并非我故意为难崔永元的《我的抗战》，而是我出于对这个作品的责任感，当我也像剧组和编者那样“要鸡蛋里面挑骨头”，抱着纠错的态度从头到尾简单看了两个小时之后，却发现不仅仅一个伤亡“2000万“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硬骨头”（硬伤）和“软骨头”（软伤）。

    从胡锦涛讲话到史学界已经一致认定抗战为十四年而不是以前认定的八年，但是崔永元的《我的抗战》多处使用“八年抗战”这样的措辞，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显然和当代史学界对于抗战年限的认定存在巨大出入，也是对在此之前抗战的抗联战士和义勇军们的轻视。

    平型关战役一节中，使用图片题目为“战士们冒雨前行”，实际上应该是涉水过河，显然文不对题，况且该图片并非反映平型关作战。

    台儿庄战役中的縢县写成滕城，即使不是明显错误，也是措辞不严谨造成的。抗战英雄李宗岱右眼永久性失明。崔永元的《我的抗战》讲述：“国民政府奖励给他24000块大洋，按当时价格计算，相当800多两黄金”。此处可能严重夸大。如此高昂的价格足够一支部队装备许多优良的武器，消灭许多敌人，单纯给一个负伤的英雄如此高的补偿不符合抗战的艰苦特征，也没这个必要。1938年春，国民党当局发给新四军军饷每月6.5万元，其他国民党军队一个师9个团每月全部经费不过20余万。

    《我的抗战》根据采访，把原抗联师长、叛徒程斌说成了“陈斌”，杨靖宇牺牲的照片被写成“落难后的遗容”，其实应该为“遇难”的笔误。况且使用“遇难”一词程度也有所欠缺，不足以形容杨靖宇牺牲的意义。同时，《我的抗战》似乎把“四十万”关东军都归于抗联一支部队牵制，显然有所夸大。关东军升至四十万人时候是1940年，这一年杨靖宇牺牲，而当时直接围剿杨靖宇的日军只有区区几百人，再多不过几千人。抗联退入苏联境内后，东北的关东军仍然继续攀升，甚至高达70万人。

    《我的抗战》224页说苏军1945年8月8日出兵东北，然而在后面说成了8月9日出兵东北，再次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摆开了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