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大要会商“思想极端”学生，引起普遍争议。毕竟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贡献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多位第一届中共党代表的北京大学再次被尊崇和敬仰。可是，这不等于北大享受无限尊荣，谁也批评不得。

    北京大学的历程，是对日本的反弹。有了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就有公车上书，就有了以日本为榜样的戊戌变法，就有了以1877年建立的东京大学为蓝本的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如果说，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小学普及，如同盖房子先打基础，那么中国近代教育却是先建京师大学堂这个“屋顶”，头重脚轻，最后成为戊戌变法中仅存的硕果，作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序幕。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华诞，50多所世界知名大学校长前来祝寿。

    笔者王锦思知道，最初清朝北大学生多为八旗子弟、公子王孙。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两白银。进士馆每个学生几乎都有一个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师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第一任校长严复因校风不正，而愤然辞职。

    蔡元培校长提出“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办学方针，使北大充满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的神经末梢、社会政治晴雨表，一直充当民主与科学的呼吁者、捍卫者，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永远不甘寂寞，冲在时代的最前沿。思想、文化、学术薪火相传，遗泽百年，诸多闪光的辉煌开始。1916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5年一二.九运动，1947年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1981年为中国女排夺冠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5年国庆35周年“小平您好”的呼唤。

    中国曲折坎坷的不堪岁月，成就了北大。其实，北大的许多骄傲，恰恰是中国的悲哀。也象中国人的骄傲一样，更多的是对遥远逝去成绩的缅怀和对辉煌不在的阿Q式的自炫：“我先前比你阔多了。”

    笔者王锦思发现，严复、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马寅初、季羡林、陈章良，几乎北大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竟然没有一个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北大却站在他们肩上增色颇多。五四时期的文化巨匠，再也没有出现在北大甚至中国。中国却将永远记住两个正宗的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党中央总书记，长征时阴谋分裂党中央，后沦落为叛徒；陈希同，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腐败堕落。国家领导人很少有北大的毕业生，而清华大学毕业的朱镕基、胡锦涛等成为跨世纪的治国英才。直到最近一些年李克强副总理等的崛起，才给北大增色不少。

    北大人固然有独立的批判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英意识。但北大霸权和病毒是，自由散漫，眼高手低，一屋不扫就想扫天下，自以为天下第一，见不得天下太平，一有机会就不分青红皂白，大嚷大叫，吹毛求疵，虚张声势，耍嘴皮子，玩笔杆子。北大人被冷落时，想方设法寻找虚荣，但走出民族和科学一步就是谬误。

        毛泽东回忆在北大时，“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新文化领导人傅斯年等“都是些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当时北大提倡民主、平等，消除等级差别，然而北大人连装都不装，自以为未来一定会比毛泽东强。建国后，北大人趋炎附势的嘴脸暴露无遗，终于跪拜在当年不理会的那个湖南人脚下，请求他题字，为他在文革中冲锋陷阵。聂元梓，北大闯将，贴出文革中第一张大字报和“炮打邓小平”大字报。

    北大人往往言必称北大，仿佛再浅显的道理由北大人一说就至高无上，金口玉言，最为悦耳和动听。当浅显的道理由北大人郑重其事、故作高深地理论一番后，反倒让人困惑不已：“这点事也用你说，谁不知道啊！干点正经事，不行吗？”不太浅显的道理，北大人也说，但未必经得起推敲。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北大人自称北大是世界知名学府，其实只能在二流中混日子，却在中国高校堆里牛气哄哄。北大缺少国际知名学者、师资队伍，缺乏国际前沿的学科、科研基地。长项的人文科学招生过弱，况且只是区域研究，难成世界学术界指导思想。看看奉为至宝的季羡林总沉湎在什么“天人合一拯救人类”，“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梦想中，就知道所说的国学大师成色几何。